略说流氓文化
流氓和流民或者游民，其含义无论就其历史内涵还是语义外延而言，全都相差十万八千里。
不要以为流氓一词听上去太过刺耳，流民一词听上去比较文雅，似乎风度翩翩，就认定“流氓”一语，“易引发歧义，影响讨论效果。”
该词引起如此风囘波，恰好证明了，在流氓文化中苛活已久的读书人，非常害怕面对文化被流氓化了的现实。
人们在痛骂王朔是流氓的时候，通常不会对照自己的模样。
就此而言，王朔敢于说出“我是流氓我怕谁”，还真是一种敢于讲真话的大无畏。
论坛上有人说：“挺喜欢王朔的，没想到这个流氓也仗义过。”该人同时又出示自己的自画像：“看掐架，勤砸砖，旁观。”
活脱一个小流氓。王朔的聪明和王朔的义气，在当今的读书人中，很少有人能够企及。如今的读书人，假如都像王朔那么坦率，那么聪明，也许就可以省却许多不必要的口舌。
我所说的流氓文化，是绝对不能改成流民文化，或者游民文化的。流民和游民指的是一种生存状态，而流氓却是一种人性意义上的品性。
以流氓定义文化，乃是为了指出一种文化的品性。中国文化的流氓品性，渊源流长。最早见诸文字的，可能就是韩非子的《喻老》
以前将中国历史上流氓文化的形成，仅仅归结于宋元时期形成的小说，诸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更次的还有《封神演义》之类的演义。
后来在写作有关老囘子《道德经》的章节时，发现韩非子之于老囘子的歪曲，把老囘子的智慧变成权力角逐的权术，才是中国流氓文化的起源。
而最早开始耍流氓的，并不是《三国演义》里的刘备之流，或者更早些时候的刘邦之辈，而是素有圣贤大名的周文王姬昌。
流氓文化的一种重要特征，在于毫无底线的动用心术。历史上所谓的法家，其实是一群心术家、一群以暴力夺取权力、以心术角逐权力、以屠囘杀征服民众的阴谋家，其宗旨乃是：不择一切手段，维护专囘制集囘权。法家的产生，是因为当时的许多知识精英发现，以孔孟之道无法实现权力的集中和天下的统一。荀子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一些知识精英在学说上从孔孟到法家的过渡，主要是由荀子完成的。
正如孔子继承了周文王和周公的道德伦理和等级观念，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所谓法家，继承的却是周文王和句践以身作则地出示了的权术和心术，或者说在权力角逐中的流氓品性。
换句话说，周文王姬昌，乃是中国后来的伪形文化，或者说，专囘制文化的首席奠基者。
有关姬昌如何通过八卦推演，完成后来一直延续至今的中国文化的框定。
长话短说，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最后胜出的是两家，一家是人们熟悉的孔儒，一家是人们以为知道其实并不真正知道的法家。
孔儒那一家，被后人总结为王囘道，韩非子的法家，被人称之为霸道。
我所说中国文化的奴性，来自孔儒。
我所说的中国文化的流氓品性，则来自所谓的法家。
法家表面上以刑名著称，实际上并不是法治意义上的主张，而是以权术和心术为准则，以暴力和专囘政为基本手段的专囘制学说。
正是这样的专囘制学说，导致了中国文化越来越盛行的流氓品性.
这种流氓品性，到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时代，已经成了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准确说，集体无意识创伤。
鲁迅痛恨的国民性，其实就是这样的创伤。
曾经通过《山海经》里的中国人形象，比较这样的集体无意识创伤。因为在《山海经》里的中国人，是最为本真的中国人。
一个民族最为始源、最为健康、或者说没有创伤的集体无意识，通常蛰伏在其最古老的神话里。
比较一下《山海经》里的中国人和《三国演义》、《水浒传》里的中国人，不难发现这两类中国人之间的区别。
而我们，却很不幸地属于活在《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里的中国人。由于这样的心理创伤，导致了中国人的英雄崇拜，其实是流氓崇拜。
因为中国人不会崇拜一个为了国家忍辱负重、委屈求全的历史人物，比如秦桧，比如汪精卫，再如当年处理天津教案的曾国藩，或者跟日本人谈判挨了一枪而为中国人讨回一个亿的李鸿章。相反，这些人物无一例外地成为人人共诛之的对象。
中国人已经习惯于崇拜具有流氓品性的大佬们，尤其是胜利了的流氓。这样的崇拜至今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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