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统治者在北方建立了税粮制度，
但是在南方基本沿用南宋旧制，
以减轻改朝换代的震动。
《剑桥中国史》说：
“南方人所交税也比北方少很多。”
对元代蒙古人的统治，汉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一种当然是说蒙古人的统治非常严酷。除了征服过程中的屠城和残杀之外，王朝建立之后，蒙古人也以专注聚敛闻名。元世祖时期，先后重用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三人敛财，这三个人在历史上都留下了“暴敛无艺”的骂名。
但是也有大量相反的记载。元末明初的江南士人叶子奇在《草木子》中虽然抱怨元代文人的政治地位低下，但是也说：元朝自世祖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矣。简直把大元描述成空前的盛世。对元朝的统治，他认为是“深仁累泽，浃于元元”。
叶子奇入明之后境遇并不太好，他不为朱元璋所喜，没做太大的官，还入了狱，所以他的记载到底是否真实我们可以存疑。但是，有一些对元朝统治持仇恨态度的明朝人，居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比如万历初年江南人范濂虽然咒骂元朝是“以貊道治天下”，也就是以蛮夷之法治天下，但是他比较元、明两代松江府的田赋情况，结论却是“元入中国……赋虽轻，不足法也”，说明元朝赋税较明代为轻。
连朱元璋都说：“元本胡人，起自沙漠，一旦据有中国，混一海内。（元）建国之初，辅弼之臣，率皆贤达，进用者又皆君子，是以政治翕然可观。”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因有两点：一是蒙古人虽然一心想榨取钱财，无如蒙古人天性简单，虽然元朝因为多方用兵以及皇帝大方滥赏等原因，财政一直困难，但是想到的主要办法是滥发纸币，对百姓的剥削尚未到穷形极相的程度。
另一个更关键的是元代的南北分治政策。在蒙古征服过程中，南人因为被征服最晚，所以政治地位最低。然而与此同时，蒙古人对中国南方的统治却远比北方宽松。蒙古人在各地的统治方式是不同的。所谓“因俗而治”。高丽（朝鲜半岛历史政权）虽设行省，却交由高丽王室治理，吐蕃则由帝师进行政教合一的统治，云南大理则仍由段氏家族治理。
另外，元代在中国南北采取不同的税收方式。蒙古统治者在北方建立了税粮制度，但是在南方基本沿用南宋旧制，以减轻改朝换代的震动。《剑桥中国史》说：“南方人所交税也比北方少很多。”元朝“对居住在苏、松、杭、嘉、湖地区的江南大族，更采取了异乎寻常的‘宽疏’政策，对他们充分利用、保护”。
因此自灭宋之后，至红巾军起义之前的70余年中，江南社会稳定，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因此南人虽然政治地位低下，实际上却比北方有一种优越感：“南北之士，亦自町畦以相訾甚，若晋之与秦，不可与同中国。
▲
元朝疆域图
由于元朝“法网疏漏，征税极微”，汉族大户拥有自己的田产和奴仆，过着安适的富贵生活，甚至被人称作“野皇帝”。汉文化对服饰有着严格的规定，各种社会阶层之间不得逾制。但是元代虽有服饰之制，执行并不严格。“所在士民，靡丽相尚，尊卑混淆”。这般逍遥一方、“僭拟逾制”的生活状态，在礼法森严的宋朝或者明朝，是无法达到的。
相反，明朝建立之后，江南很多地方赋税却陡然加重。比如苏松地区，明中叶时叶盛在其《水东日记》中说：“苏州在元粮三十六万，张士诚氏百万，今二百七十余万矣。”
不仅苏松如此，江西南昌、瑞州、袁州三府，以及甘肃庆阳宁州一带，河南怀庆府、湖广洞庭一带，到了明代，赋税都突然加重数倍。原因很简单，这些地方都曾经顽强抵抗朱元璋的征讨。比如元末明初江西南昌、瑞州、袁州三府属于陈友谅占领区，宁州属于李思齐占领区，都曾在元末明初顽固对抗过朱元璋，元末扩廓帖木儿在河南怀庆府抗拒明师，明代湖广洞庭湖周边的一些州县在元末也属陈友谅占领区，并支持陈友谅抵抗朱元璋，所以这些地区在明代都遭受了加重科征的惩罚。因此有人在明初时怀念前朝也就可以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