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封建历史上，朱元璋反腐措施可能是最严厉的，也有相当的积极作用，并不像有人说的那样，属于“越反越腐”。从历朝历代出现的清官数量来看，明朝官吏清廉的人数要比其它王朝多。《明史》的《循吏传》共收有明一代270余年清官40人，而其中正统以前81年的清官就达30人，占总数3/4。可见明朝前期清官的数量要比中后期清官多。这种官吏清浊结构，和朱元璋重视吏治分不开。然而，朱元璋的反腐败措施不适于人性和社会发展，更重要的是，那种种措施虽然严厉乃至严苛，但随意性极强，是一种人亡政息式的，注定长久不了。
朱元璋与那些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世袭帝王不同，他从小就深刻感受到物质匮乏对人的戕害，对贪官污吏吸食民脂民膏的各种招数相当熟悉，对官员腐败可以造成怎样的恶果，看得也极其清楚。他说：“朕从前为布衣时，曾见地方官员出身于儒士者、大多迂腐无能，荒废政事；出身于吏员者，大多枉法贪奸，蠹政害民，致使君德不能下达，政事愈加败坏。再加上天灾，民不聊生，盗贼纷起。 ”有一些人提到朱皇帝反腐败时，特别乐意说：朱元璋此举，不过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因此不可能成功。这也算是一种意见吧，不过这种观点让人越看越糊涂，试问：在地球上，哪家统治者反腐不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从古代数到目下，再由中国说到外国，哪则范例逸出了这一目的？
朱元璋施用了各种反腐措施，“杀”仅是其一。世人多看到他对贪污受贿者进行的严厉处罚，比如贪赃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受财枉法者，一贯以下杖七十，每五贯加一等，至八十贯绞，受财不枉法者，一贯以下杖六十，每五贯加一等，至一百二十贯杖一百，流三千里，等等。其实，他也十分注重思想工作，以身作则，发动群众。但凡能想出来的招数，朱皇帝都想出来了，下层也都不折不扣地执行了。然而结果仍与他的愿望有很大距离。他曾有点不解地说：“朕清晨方处罚数人，至晚又有犯同罪者；今晚方罚此处过犯，次晨彼处又有犯者……如此局面甚为艰难！”
以我这个不懂历史的草民来看，朱洪武轰轰烈烈的反腐败活动，留给后人的遗产中以明确的解决了“谁来监督”的“谁”字最有意义。任何法律的执行都要靠人，如果一条律令，找不到执行它的人，那么一切就如同没有律令，甚至更糟。从理论上来看，谁是责任人一清二楚，但一入实际，问题就十分模糊起来。明代对官吏的监督除了御史台(后改为都察院)等专门机构，朱元璋还使用特务，多方了解官吏的政绩。在此之外，朱元璋另开了一扇“下对上”的门。比如常熟县百姓陈寿六率领弟弟与外甥把恶吏顾英擒住赴京面奏，朱元璋称赞说：“陈寿六岂不伟欤！”特地“赏钞二十锭，三人衣各二件”，并免杂泛差役三年。
可惜的是，朱元璋的这些措施本质上缺乏民主性，救得了一时，却难救一世。史书载，由于刑戮过甚，官吏惶恐不安，士人不愿仕进。“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为了保全身家性命，许多人做官从政，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唯唯诺诺，无所作为。整肃吏治对治国安邦而言，对老百姓安居乐业来讲，确实是好事，但如果弄得举国上下恐怖气氛弥漫，整肃就脱离了常态而堕入病态之中了。
民主制度建设不是制定几条律令那样简单，也不是发布几道禁令就算万事大吉，而是建立一种机制，这种机制能保证具体的律令不随掌权人的变更发生大的变化。“不折不扣的执行”不难，朱元璋就可以做到；不因权力的更迭而出现“人亡政息”的现象，朱皇帝却万万做不到，不仅他做不到，任何封建皇帝都做不到。我们可以说，封建社会缺乏的并不是具体的法律条文，不缺乏遵纪守法的循吏，也不缺乏大公无私、铁面无私的官员，缺乏的是集体执政的民主精神。以“一言堂”始，恶性循环，末了乃以“一言堂”终，始终不能建立一种良性循环的机制。这是朱皇帝永远也明白不了的道理。（李恩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