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7月，日本大军不顾英美反对，强行接管了印度支那南部，控制了西贡机场。日军战机可以借此轻而易举地扫掠南洋航道和马六甲，日相近卫文磨高呼：“此乃皇国荣耀之体现。”
英美对此陷入了恐慌。到了8月1日，美国突然宣布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9月，英美宣布断绝与日本的任何贸易，这使得日本决策层陷入震恐之中。
日本决策层的震惊是有原因的，因为，根据他们的过往经验，西方几乎不可能如此强硬——1936年，日本先后退出《伦敦海军协定》和《华盛顿海军协定》，重启海军竞赛，西方忍耐了；1937年，攻打南京的日军轰炸了美国军舰，美国隐忍了；1939年，日军攻克了海南岛，破坏了西太平洋的海洋现状，英美隐忍了；1940年，日军进军印度支那北部，英美隐忍了。英美隐忍了这么多回，为何日军进军西贡，威胁了南洋航道，英美却突然暴跳如雷呢？
“日本战机进入西贡，威胁南洋航道，则如尖刀顶在合众国的喉咙。”——美国国务卿赫尔
而且，通过日美贸易，美国获得了巨大的顺差，罗斯福不是要标榜重振经济吗？他为何还要与自己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开战？这是当时日本决策层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
战后，日本右翼报纸《读卖新闻》编写《战争责任检讨》，回溯日本帝国灭亡的教训，里面集中强调进军印度支纳南部、威胁南洋航道和马六甲，导致了与英美的决裂，乃是日本二战外交犯下之最具决定性的历史错误。
“当我看到军部决定进军西贡时，我就知道，对美外交算是完了，我曾不顾危险设法排除这种可能性，但终归失败。一些人总是执着于眼前的利益和个人的得失，却忽略了长远的危险和国家福荣。我知道这在外交上意味着什么，但真不曾想到结果是那么地残酷。”
——日本大外交家、前外相、前首相毕原喜重郎回忆录中关于日军进入印度支那南部和日美决裂
不过，尽管不理解，但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还是设法与美国进行谈判，试图与美国取得和解。
这场谈判持续了三个月，日本帝国自身在谈判中面临着三个困难：
第一，日本的民意极为强硬，提出不理智诉求。
日本民众长期接受军国主义教育，视日本帝国为世界顶级强权，认为享乐贯了的美国人缺乏战争意志，不值一提，当日本民众得知美国对日决裂后，强烈要求日本对美宣战，这一点，可以从当时的日本媒体上看得出来。显然，骄狂的日本民众并不清楚对美决裂意味着什么。日美差距不是海军军舰数量的对比，也不是国民意志的对抗，而是技术和组织的全面对抗，徒有豪情是没有用的。
第二，在对美妥协条款的落实中，日本政府各个利益集团都不愿意牺牲自己的部门利益。
在对美谈判中，美国要求日本控制海军军备并从中国撤出陆军，结果遭到了日军海陆两个部门的坚决反对。日本政府深知美国实力的恐惧，屡次试图妥协，但每次妥协的主张都遭到了这两个实力部门的抵制而未能成功。最终，谈判日益迁延反复，美国国务卿赫尔终于失去了耐心，他对美国海军司令表示：“日美问题已经不再需要我，该你上了。”
第三，关键时刻，日本决策者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承担对美妥协的责任。
谈判僵局持续到10月份，日本首相近卫文磨不敢担责，被迫离任，陆军出身的东条英机上台。东条原本试图妥协，但遭到强硬军人抵制后，最后唯有诉诸天皇裁决。裕仁天皇深知美国实力强大，以及妥协对日本的重要性，但他不敢做出不受欢迎的决定，只是含糊其辞地写下御批“四海之内皆兄弟，为何风雨乱人间”，这句话显然不能扭转乾坤。
在没有任何人敢于承担历史责任的情况下，日本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走向了对美战争。
我无数次地阅览当年日美谈判的进程，品查当事人的回忆录，事后不得不承认此乃日本国民和日本外交的极端愚昧无知所致：
1、日本决策者事前高估了日美贸易的重要性，低估了南洋航道对美国的意义，最终轻忽了美国的决裂意志；
2、日本谈判者忽略了罗斯福的对日立场，错误地认为他并未有所言之强硬，不过是一种谈判策略，谈判具有很大的回旋空间，就像赫尔所言——日本从中国撤军可以缓行（时间足够日本解决中国问题），美方核心诉求是日军必须从印支南部迅速撤军；
3、日本政府竟然因为恐惧妥协的名声使得整个民族因此走向自我毁灭的战争，这与明末崇祯一样愚蠢可笑。
美国国务卿赫尔事后表示：“我们原本只是告诉日本人不要玩火，结果没想到他们竟然选择了自焚。”
至于这种愚昧的后果，没有什么比日本外相梅津美治郎说得更好了。到了1944年，当美国的新型轰炸机飞临日本上空后，日本竟没有任何一种武器真正威胁对方，这是一种何等令人绝望的技术差距啊。面对铺天盖地的无差别轰炸，梅津美治郎哀叹：“我们生活在地狱里。”
总之，一场失败的谈判，最终永久改变了日本、中国、美国三个国家的命运。
历史就是这么地诡异和残酷。
但不幸的是，历史有时候会重演。
所以，汲取历史的教训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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