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拿满清说事,其实满清从立国开始面临着民族矛盾,而且思想皆跟不上世界发展的潮流从康熙年间的天地会造反到康熙年间的武昌起义,却源自于元末就存在的白莲教,规模最大的为嘉庆年间的白莲教起义,康熙年间传教士就开始猛烈抨击朱陈理学唯心主义对中国的危害,赞赏孔孟的仁爱思想,孔子的克己,孟子的事天,对于道学或理学则多有批评,谓道理为虚学,驳斥天即理之说,指责宋儒妄为注释。其实从宋朝开始就缺少恢宏气象,到明朝真正实现君主专制制度。八股取士,文字狱盛行,抑制了士子的智慧,明末1636年即便让耶稣会士日耳曼人汤若望赶制了五百二十门红衣大炮,虽然有1626年仰仗二十多门红衣大炮的宁远大捷,也没有挽救明朝的覆灭,到清朝对士子的抑制更胜,即便奏章也是三跪九叩,文字狱更甚,纵观清代的统治策略,一切以集权,防范压制为尚,君权之隆,君威之盛,超过任何时代,汉唐君臣之间尚有对等体制,宋明朝仪虽渐森严,臣僚仍可立而陈奏,清则改为三跪九叩。明代百官,布衣皆得上书,清则除部院堂官(尚书侍郎),给事中,御史及抚督等外,概不得专折言事。同时厚满薄汉,中央官们汉各有定额,但权位悬殊、汉人恐触时讳,不敢谈民生利弊,论时政得失,。学术上流于破碎支流,不见其大者远者,民族的朝气灼伤,社会上清议无闻,国家衰落也是必然,共和的三权分立是建立在人民统治和市场经济繁荣导致的公民高依存度的人际关系,所以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于晚期的情形,只是缺乏真正的人民统治。而且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也促进国民的普遍认知能力的提高,与清末不可同日而语,国家需要的是真正的人民主权,所以变革无论是改良还是剧烈变革都不会出现清末那种动荡局面.
本来明末清初的传教士对中国思想人文科技应当有很大的促进,第一位信西药的中国帝王便是康熙,1703年他忽发高烧(疟疾)经张诚,洪若翰进以金药,一服而愈,第一幅经过测量绘制的中国地图成于康熙之时,1717年完成,有白进,雷孝忠,杜德美,费隐,麦大成,冯秉正,多为法国籍传教士,这部地图叫《皇舆全览图》,流行两百余年。
有人说明代晚期,耶稣会士被视为顾问,康熙时以学者,客卿相待,乾隆时则有如奴仆,可见进步思想的遏制全都因帝制之祸,全凭帝王好恶,至今阴魂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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