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嗅注：汉武帝是中国集权财政模式的开创者，他的制度在多方面影响了中国未来两千年的历史。后世的人们往往敬畏汉武帝的赫赫战功，却没有看到，他的战争将文景之治时期积累的国库储蓄全部耗空，形成了巨大的财政包袱。
在汉代，一场战争的花费，就可以达到中央官吏俸禄的几十倍，战争可谓消耗巨大的游戏。汉武帝尝试了几乎所有可能的财源，从卖官鬻爵，到发行减值货币，再到加强商业税等，但均无法满足巨大的财政开支。为此，汉代建立了一套复杂的国有制体系。
一场影响中国两千年财政制度的战役
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六月，一场发生在马邑（今山西朔州）的战役决定了未来两千年中国的走向。
这场战役的一方是汉朝的大军，主要策划者是一个叫作王恢的官员，另一方则是匈奴的军臣单于。与后来汉匈之间连绵不绝的战争相比，马邑之战显得异常平淡，双方甚至没有实质性的接触，但它却成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牌，产生的连锁反应导致了一场影响中国财政的大变局。
这次战役彻底破坏了汉匈的信任关系，双方从和平跌入连绵不绝的战争。战争又破坏了汉初健康的财政，迫使武帝不得不建立起一套特殊的财政体系。这套新体系又延绵两千年，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这次战役的原因和经过如下。
公元前202年，经过了秦朝末年的群雄并起，刘邦脱颖而出，结束了中原的分裂，建立了汉帝国。刘邦统一中原后，随即与匈奴发生战争。谁知大汉皇帝却敌不过草原霸主，刘邦在白登山（位于山西大同附近）被匈奴团团围困，差点儿成了俘虏。从此以后，汉代的皇帝大都保持和平姿态，不惜利用和亲的手段来安抚匈奴，避免战争。和亲的女子并非真正的公主，而是从刘姓家族中找一个女孩，由皇帝认作干女儿，嫁给匈奴。
然而，上述政策到了汉武帝时期，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大的争论。随着汉代经济实力的增强，“是和是战”已经成为君臣之间激烈讨论的问题。
到了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匈奴的军臣单于再次要求和亲，武帝认为这是一次改变政策的时机。第二年，汉军人马准备好要与匈奴打一场埋伏战。
如果军事行动成功的话，可以全歼匈奴单于所带来的十万骑兵，对匈奴造成致命打击。然而，军事行动进展得并不顺利，汉军动用三十万大军，最终对敌人没有产生任何杀伤，整个事件以主战派官员王恢自杀而告终。马邑之役落幕。
既然战役过程平淡无奇，为什么还说这次战役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呢？
原因在于：此次战役标志着汉帝国和匈奴的彻底决裂。此后，匈奴再也不相信汉朝，不指望和平，双方之间进行了连绵不绝的恶战，就算想停都停不下来了。
进而，汉朝开始改变帝国的财政结构，并从此影响了中国两千年的经济发展。至今，我们仍然在接受那次战役结果的影响。
汉初的自由经济时代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认为，政府的财政和税收应该遵循小而简单的原则。税收要尽量规则简单、平等，不要过量。相应地，财政支出也要尽量最小化，只承担必要的安全保障，如军队、警察的开支，承担一部分实在没有私人愿意做的公共事业，比如修建道路和水坝。政府应该避免参与具体的经济活动，让社会去掌控经济运营。在这种体系里，不需要所谓国有企业，也用不着政府去指导经济。
当然，这只是最理想状况，即便是现代西方社会，也没有完全实践这些原则，政府逐渐变得臃肿，对经济的干预力度也越来越大。
但是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时期最接近亚当·斯密的理想，就是汉代初期。这个时期甚至有一套接近亚当·斯密理论的指导思想，叫“黄老之术”，据称发端于黄帝和老子。所谓“黄老之术”，就是要求统治者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政府几乎全盘从经济事务中退出，放手让社会力量去发展经济。套用现在的话，就是“小政府、大社会”。
现在，人们常质疑亚当·斯密理论的效果，但西汉初年实行“黄老之术”恰好提供了良好的证明：在这之前，整个中国经过了战国末年的大规模兼并战争、秦代的集权统治、秦末的群雄混战，一直处于纷纭扰攘之中，民生凋敝，金融混乱。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立竿见影，很快地，国库充盈，民间富裕。
除了民间经济的发展，汉初统治者还逐渐摸索出一套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官僚制度。这套制度非常简洁，只负责必要的行政、税收、武装，以及供养皇室，不过多地干扰民间经济发展。
这套制度在中央是三公九卿制，也就是丞相（管行政，是文官首长）、太尉（管军事，是武官首长）、御史大夫（掌监察，辅助丞相来监察官僚系统）这三公，加上九个辅佐皇帝的官员以及他们的部属。地方上采取郡县两级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只经过郡和县两个级别，所需官员的数量并不多。
总体而言，汉代初期的官僚人数少，制度简单，政府没有整体干预经济的想法。据司马迁估计，养活中央官吏，每年所需的粮食不过几十万石。由于养官所需很少，汉文帝甚至可以一连十几年免除农业税。
与前几位皇帝保持朴素生活、竭力避免战争不同，出生在和平年代的汉武帝爱好奢华和大场面，时时刻刻都试图表现出汉家的威仪。他喜欢美酒妇人、建设宫殿，利用儒家推崇的天子礼仪四处铺张。对后世影响更大的是，他抛弃了前几位皇帝谨慎的态度，追求战争带来的征服感。
公元前121年，年轻的骠骑将军霍去病连续两次进攻匈奴，令匈奴的浑邪王投降了汉朝。从军事角度讲，这又是传奇的一年，霍去病的征战可谓出生入死，一万兵马最后只剩下三千。他转战河西走廊五国，歼敌九千，缴获匈奴的祭天金人。不久，霍去病再一次孤军深入，杀敌三万。匈奴的浑邪王归顺了汉朝，这是一次分裂匈奴的巨大胜利。
关于此时期西汉政府的财政状况，司马迁只告诉了我们一个简单的数字：这一年汉政府的财政消耗是上百亿。这个数字甚至超出了前几次战争的总和，是中央政府一年正常财政收入的数倍。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战争费用大增、政府疲于应付之时，汉武帝的其他政策又导致了额外的花销：为了运送粮食和战略物资，必须有一个良好的运输系统，政府于是兴修水利，开凿运河。开河的效果并不明显，却徒然耗费了巨款。
作为战略物资的马匹一直是汉政府的心病。在古代，一个国家的马匹数量在十万到几十万之间，一场战役的马匹消耗就接近这个数字。为了弥补马匹的消耗，汉武帝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去养马。他将数十万中原百姓迁往关西，但这些百姓一时间还不能养活自己，只能由政府给予补贴。
就在大司农还在战战兢兢地考虑如何应对如此之多的财政问题时，汉王朝在漠北取得了更大的胜利。大捷背后，财政却是另一幅景象：此役战死的马匹达十多万，不管采取什么政策鼓励养马，无论花多少钱，政府财政都禁不起战争的消耗了。而为了奖赏出生入死的战士，皇帝的赏赐高达黄金五十万斤（折合五十亿钱），超过了政府一年的常规财政收入。面对空空如也的国库，皇帝又如何满足将士们对于金钱的渴望呢？
那么，汉武帝又将如何应对？
汉武帝也尝试过出卖爵位甚至官位，但汉代卖爵的鼻祖并不是武帝。文帝时期就采纳晁错的建议，沿用了秦代制定的爵位制度：如果有人向边关输送六百石粮食（合六户人家一年的产量），就给以上造的爵位；如果送四千石，就拜爵五大夫；送一万二千石，爵位为大庶长。
景帝时期，上郡以西遭遇灾荒时，也曾有短暂的卖爵令，罪行较轻的犯人还可以交粮食抵罪。武帝时，为了大规模卖爵，政府模仿秦代的爵级制度，另起炉灶，共设十一级武功爵，每一级武功爵的售价是十七万钱。公元前123年的一次战役之后，政府的一次卖爵收入就高达三十余万斤黄金。
当卖爵还是不能带来足够的财政收入时，汉武帝将目光瞄准了另一端：货币。
在武帝之前，汉代的货币主要是文帝时期推出的四铢钱，钱币六枚重一两，它的面值和所含铜的价值相近。汉政府甚至允许民间铸造货币，只要铸币达到政府规定的规格，都可以进入市场流通。
汉武帝采纳了酷吏张汤的意见，依靠政权的力量创造了两种新型的货币：皮币和白金。这两种货币的面值与真实价值严重不符，皇帝借助它们从民间抽取了大量的“铸币税”。
由于兑换率不合理，近乎明目张胆的抢劫，市场拒绝接纳皮币。要推行皮币，必须依靠政权的强制性力量。依照汉代的礼仪，诸侯朝觐、祭祀祖先，需要使用玉璧，汉武帝就看上了这块市场，他规定诸侯在贡献玉璧的场合，都必须用皮币作垫子，衬在玉璧下面。一个玉璧有时只值几千钱，而它的垫子却要四十万钱，等于让诸侯花大价钱购买一块不值钱的皮子。
由于民间本来不使用银和锡做货币，加上白金的价格被严重高估，官方估值已接近金的三分之二，出现了巨大的暴利空间。
民间社会一方面在交易中抵制这类货币，另一方面又大量偷铸假币，希望以此牟利。短短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偷铸钱币、使用假币的行列。
另一方面，政府的法律机器也开动了。按照法律规定，那些偷铸货币的人会被判处死刑。但由于这个行业可以牟取暴利，在严刑重法之下人们仍然趋之若鹜。当所有的人都参与犯罪，法律就好像是概率决定的射击游戏，谁被打中了谁就自认倒霉，没有被打中的继续犯罪。但是，没有被打中的总是大多数。
到这时，国家垄断制度已经呼之欲出。汉武帝最终找到的出路是：如果要获得无限制的收入，就必须把政府变成一家庞大的企业，这家企业唯一的任务就是为政府创造利润，政府想要多少，就供应多少。这就是官营垄断之源。这个办法也终于影响了未来两千多年中国的经济和财政的走势。
在任何一个朝代，只要政府出现了财政困难，就会出现一大堆吹鼓手，帮助政府鼓吹增加财政收入的好处；而财政收入的增加，意味着社会承担更重的负担，反过来又会造成经济的衰败。
除了这些吹鼓手之外，还会出现许多所谓的理财专家，帮助政府设计规则，来征收更多的税，或者通过其他渠道来获得财政收入。这些理财专家往往受到整个社会的顶礼膜拜，认为他们是最贤明的大臣，有着点石成金的妙手。
这些能臣又做了些什么来帮助皇帝获得军费呢？
他们和现代非洲的军事独裁者们所做的一样：通过建立国有企业，垄断自然资源，进而垄断最能影响国计民生的工业部门来获得收入。
在汉代，人们把自然资源的营利统称为山海收入。尽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实际上，山海资源也已经被私人利用了。统治者默许了人民去开发自然资源，但也在山海地带设立了关卡，让私人按照比例缴纳税收，这笔税被称为山泽税。
汉武帝时期，由于战争消耗太大，皇帝首先作出了牺牲，主动将山泽税中的盐铁税收从少府划归给大司农管理，也就是皇帝把体己钱拿出来补贴国家财政。但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政府财政进一步枯竭，皇帝发现还需要对盐铁制度作一系列的“改革”。
由于盐铁是当时最主要的两个工业部门（支柱产业），民间参与盐铁业的人，有的已经成了巨富。司马迁曾经给大商人立传，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至少一半的大商人都是盐铁业出身。
这时，东郭咸阳和孔仅扮演了财政专家的角色。他们都是盐铁商人出身，成了官吏后，更加知道商业的法门在哪里，如何替皇帝赚快钱。经过研究，他们提议将盐铁工业，也就是汉代最先进的两个工业部门，立即全部收归国有，不准私人经营。
在这几位聚敛之臣的帮助下，政府首先制定了严厉的手段，惩罚私自铸铁采盐者。之后，招募工人，由政府供应采盐采铁的工具，组织他们工作，再把采出的盐和铁矿石专卖给政府。在产盐铁的地方，政府垄断，低价采购，再运到外地高价售出——其中的差价就是政府的利润。
于是，他将目光再次投向了商业税重组的问题。
此时，政府逐渐细化有关商业税的规定。虽然税制很详细，但由于规定过于苛刻，没有人主动缴纳。因而，皇帝必须采取更有效的措施：雇佣大批的帮手——酷吏去征税。武帝时期成为西汉王朝酷吏最多的时代。
即便在武帝时代，大部分有尊严的士大夫对于政府的横征暴敛也是有看法的。皇帝要征税，只能依靠那些“大无畏”的酷吏。一时间著名的“刀斧手”云集：御史大夫张汤，御史中丞减宣、杜周，以及推崇严刑峻法官至九卿的义纵、尹齐、王温舒等人相继而出。
其次，为了配合商业税的强制征收，汉武帝颁布了《告缗令》，这是一项鼓励互相揭发别人财产的法令。民间社会很快就掀起了一股告密热潮。许多人热衷于打探邻居的财产，告发他们，获得分成。在这股吃大户的风气下，全国中等资产以上的家庭大部分都被告发过。
首先，政府的官员构成发生了变化，掌权的人里塞进了大量“有商业头脑”的“能臣”，这些能臣将中央政府变成了一家混业经营的庞大公司，这家公司既负责生产盐铁等当时最急需和最先进的工业产品，还控制了很大一块的流通行业，特别是长途运输业。同时，这家公司还介入了最有利可图的粮食和土特产买卖。
到后来，各种官吏、奴婢的数量大增，都要靠政府供养。在武帝统治初期，每年只需要几十万石粮食就可以养活整个官僚系统。经过无休止的改革后，政府每年通过黄河运入的四百万石粮食仍然不够官僚系统的挥霍。单单养官一项的财政负担已经翻了好几倍。这些钱都转化为民间的经济负担。政府控制全国经济的结果是物价飞涨，各种官吏霸占市场，成为经济的大玩家。
武帝时期的财政也发生了显著的改变，之前是以农业等常规税收为主，之后则越来越依靠官营垄断产生的利润；同时，政府垄断了铸币权，抽取了铸币税；另外，政府还利用流通领域的买卖差价获得了大量的收入。
由于汉武帝时期充斥着各种各样享有特权的阶层，这些阶层不缴纳农业税，又拥有着庞大的土地资源。所以，农业税被不平等地强加在弱势的农民头上，他们拥有更少的土地，却承担更高的税负。到这时，中国历代社会中的弊病都一一显现。
在以后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只有东汉和唐前期的政府没有采取国家垄断的做法，其余历代统治者大都没有摆脱汉武帝的统治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