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随后的考古工作中，三星堆遗迹的时间点被定在了距今5000至3000年，跟黄河地区诞生的夏商以及之前的部落时期重叠，加之出土的礼器所用工艺丝毫不亚于黄河流域。
华夏文明仅出自黄河的历史观点被“彻底”的否定，长江最少孕育了一个巴蜀文明，是华夏文明众多源头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三星堆遗迹的存在，即为这种观点最重要的“铁证”。
然而让20世纪考古界遗憾的是，按照文明持续发展的常识，考古界应该在四川会发现，以三星堆为主体的文明，其不同发展时期遗址，进而形成从哪里来、在哪里发展壮大、最后去了那的清晰脉络。
但是在1929年之后近百年的时间，考古工作者们仅仅在1996年发掘了比三星堆早的新津宝墩古城，找到了古蜀文明从哪里来，其他的一无所获。
整个20世纪古蜀文明自三星堆之后去哪里了，成为一个始终未解的谜题，直到2001年2月8日建筑工人在成都郊区的金沙施工之时，挖出了类象牙、玉石的物件。
四川考古专家随后的发掘作业中，成批量的远古礼器被清理出了泥坑。这批礼器长相非常华丽，其中不但有青铜制品，还有着大量的金制品。通过对礼器规格的对比，首先金沙遗址被认定成为了跟三星堆一脉的遗址。
再而当对礼器进行年份鉴定的结果，金沙被证明在时间上略晚于三星堆，考古界发出了兴奋的声音，他们解开了上个世纪的“世纪难题”，找到了古蜀文明去那里了。
如此一来从时间的角度拉脉络，四川古代文明的发展清晰了起来。古文明的起源中心在成都平原的新津宝墩，然后广汉市三星堆崛起，取而代之成为新的中心。
最后上述二者相继衰败，成都金沙地区崛起，从周朝末年被秦国灭掉的蜀国，主要疆域为今成都平原来看，可合理推测成都平原至此之后成为了古蜀文明最后的中心。
也正是因为金沙遗址是古蜀文明融入华夏文明之前最后的“顶峰”，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来说，他是归属于四川人在华夏民族内部区别于其他地域的文明之魂。
是四川人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彰显文化自信最重要标志之一，也正因如此成都市政府在2011年12月，将金沙出土的典型图案“太阳神鸟”，确定成为成都市形象标志的核心图案。
与此同时在《广州日报》采访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王毅的文章之中，王毅更是用1个数据，清晰且有魄力的表达了成都人民保护金沙遗址的决心。
王毅说“金沙遗址仍然有90%没有被发掘……今后也不会再进行大规模发掘。文物埋藏在地下的环境可能是最安全的，毕竟无论现在技术怎样发展，仍然满足不了文物保护的需求。”
也正是因为有像王毅馆长这样负责任的考古专家，目前的金沙遗址成为了成都人民送给后代最美好的财富。
袁载誉，知名文史撰稿人，专注世界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