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临产前一个月，我制造了一个宝宝出生日子倒计时牌，还自己爬到椅子上把它挂在客厅的中央。每当我告诉朋友那牌子是我挂上去的时候，她们都发出一声尖叫，大叫“你不要命了”。每当我用红色的彩笔把过去的一天圈上红红的圆圈，大声对儿子说“你还有*天就出来见到你妈妈了”的时候，就觉得这牌子意义非同一般。
事实上，我天天都盼望他出来。怀孕后期，种种不便已经严重影响我的日常生活：因为他顶着胃，每次我吃下一点点东西就觉得已经撑了，可过一会又饿得不得了；因为肚子有超负荷的感觉，走着、坐着，尤其是躺着都不舒服，经常一个晚上换好几个地方都睡不着。如果在国内，可能我会想办法提早去“剖”了，因为苏州朋友就是提早两星期剖的。但加拿大对剖腹产要求太严格了，如果不是胎位不正，或者产妇有其他很严重的原因不能顺产，其他正常的产妇想剖腹产是不可能的。加拿大规定，施行剖腹产必须要经过两个以上医生签字。我的一个朋友，第一个孩子是在国内顺产，时隔六年在加拿大怀老二，开始以为可以顺产，后来突然想起在三年前曾经做过切除子宫肌瘤手术，手术模式和剖腹产一样，担心顺产危险想剖腹产，故向医生提出，医生要求朋友提供在国内做手术时的记录，特意打听伤口是横切还是竖切，因为是横切的，最终没同意做剖腹产。我知道规定是这样，压根就不敢和医生提这事，只能自己撑了。在这种特殊的日子里远离家乡，远离亲人，也算是移民的一大代价吧。
这小家伙好像懂得我的想法，本来预产期是4月23号，结果他17号就出生了。原计划先生在我预产期前一星期到加拿大，后来担心宝宝会提早报道他又早了三天。如果按照原来的计划，我在产房的时候先生刚好在飞机上，那样真是让我措手不及了。
17号早上八点多，在没有感觉到任何异样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些迹象，叫起因为时差还在深度睡眠中的先生。先生一听马上弹起来，只会大声问：“怎么了？怎么了？”我又好气又好笑，气的是还指望他来照顾我，给我壮胆呢，看他那失魂落魄的样子，什么希望都没了；笑的是从没见过他那么惊慌失措的样子。不过也难怪他有这样的反应，我的整个孕期他都在工作赚钱，只跟我见过几次医生，没有我的督促，他也不会主动去看关于生孩子的书。我这个经过孕妇班培训，又看了无数次怀孕生育的书的准妈妈，在那时候除了比先生镇定点外，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整个等待到医院的时间里，我们除了检测宫缩密度，其他什么事都没干，包括原来一直设想好一有反应马上准备吃东西、洗澡还有检查行李等。
第一次见产科医生的时候，她就给了我一个呼机号码，并且告诉我除非有特殊的紧急的情况，否则要在自己测量到是每五分钟宫缩一次再到医院，并同时呼叫她。我们这两个大傻瓜就抓住医生说的神圣的“五分钟一次的宫缩”，从早上八点多开始一直到中午一点多，重复着一个拿着纸和笔在不停地催问“是否又痛了，是否又痛了”，一个拼命地感受是否痛了。因为测量出来的结果特别奇怪，一会儿四分钟一次，一会儿十分钟一次，我们不知所措打电话问了医生，医生让我们赶快到医院。
下午两点多到了医院，先要在一楼接待室办理手续。手续很简单，把健康卡给护士登记一下，拿上一条写着我的姓名的塑料条缠在手臂上就行了。有护士问我是否要用轮椅，我想着刚刚还龙精虎猛，现在马上装着死蔫蔫的样子坐在轮椅上就忍不住笑。最终没有坐在轮椅上让护士推过去，结果，我们居然找不到产科的路。其实，所有的孕妇，在怀孕八个月的时候会被安排到所在生孩子的医院参观，护士会介绍哪里是办手续的，哪里是生孩子的，哪里是病房，而我因为私人原因没有参加，结果吃到了苦头。
好不容易找到了产科，门外挂着一个宝宝的画像和一个大大的不许打移动电话的标志。推门进去，我还以为到了一个餐馆，因为我看不到一个孕妇，也看不到任何医疗器械，只有一间间房子，房门都是关起来的。一排穿着蓝色服装的护士站在接待室里，她们殷勤得更像侍应生。接待我的，是一个胖胖的亚洲面孔的护士，一打听，原来真的从香港来，不过已经是第二代移民了，基本不懂中国话。她把我领到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张小床，旁边一堆仪器，后来才知道那是待产房。护士在我肚子上捆上一堆让我非常不舒服的仪器，听说是量宫缩强度和胎音的。她为我检查后，告诉我还不到待产标准，得到楼下去狂走一个多小时再上来检查，否则就要收拾包袱回家，等符合要求了再来。
在走楼梯的过程中，经历了无数次阵痛，每次都痛得我趴在走廊上喘不了气，终于熬到一个半小时了，我满怀期待回到待产室。没想到护士检查后拼命地对我说“SORRY”，我一听到“SORRY”就知道她要我回去了，两眼发直，刚想向她求情，她接着又说了：“你的医生ROSS快下班了，我让你医生过来看看再决定吧。”
在快六点的时候，ROSS医生到医院看我了，在为我做完检查和查看了机器打出来的数据后，她问我：“你是想留下还是想离开？”我们当然说“要留下”。于是，她说我宫缩强度不够，要给我人工破水，这样会增加宫缩强度。破水后，她说：“准备进产房吧，晚上十二点该生了。”我半信半疑地被护士送到产房。
进产房后，有一种到家了的感觉，见医生时的紧张在进入产房后荡然无存。房间差不多有三十平米，装修别致：正面摆着三张大沙发，一张可以伸展开来当成摇椅。沙发中间还摆放着茶几和一盘植物，茶几上有一些糕点和杂志。再看看摆放在中间的产床，简直就是一张舒服的单人床，床上铺着床垫和被单，床头还放了一个大枕头，找不到一点冷冰冰的金属设备。只有旁边一张宝宝的护理床和产床床头上的设备表明这是一间产房。我暂时忘记阵痛，和先生仔细地打量着房间的一切，估算着如果在国内到同等条件的产房生孩子得多少钱，庆幸着在加拿大不用付出分毫就得到如此待遇。
过了对产房的新奇，阵痛的感觉马上接踵而来，慢慢地没有精力再走来走去了，不得不乖乖地躺在床上。但就算这样，护士还是说我的宫缩强度不够，要给我静脉注射增强宫缩的药，也就是催产素吧。过后不久，我对先生说受不了了，护士却对我先生说可能因为我太紧张了，所以增加了疼痛感。因为觉得我的宫缩强度不够，所以护士不主张我用硬膜麻醉的方法达到无痛的效果。她给我推来了“笑气”，让我在痛的时候吸十秒钟，吸了这气后有种飘飘欲仙的感觉，疼痛感马上消失了。但一放开面罩，马上又痛得不得了，但先生握住面罩不给我，说护士说不能连续吸的，我痛得实在受不了，最后像瘾君子一样和先生抢面罩。后来，先生说我比别人多用了一瓶。
迷迷糊糊中，听护士说已经快了，正暗暗高兴，谁知护士马上取消了我吸笑气的权利，说如果再吸我就不会用力生孩子了，那时候又痛又要用力，让我觉得真是“生”不如死。绝望中，想到了妈妈，脑海中不停地想着她能生三个，我没理由一个都生不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这种强大的精神支持下，我很配合护士的要求，顺利地在11点55分生下了儿子。
从开始吸笑气起，我就一直糊里糊涂的，直到生下儿子后才清醒过来。我很奇怪地问先生：“怎么我总觉得只有护士在，没有医生来？”先生说：“你怎么这么惦记你的医生呀。从九点多开始，你就叫着喊着要找医生，好像孩子要找妈一样，现在一回过神你又要找医生。看，不就在那里吗？”我这才坐起来看到医生正在给我缝针。听先生说，她是11点30分左右到的，心中有点不爽快，觉得她不重视我。但想到之前她说我会在十二点生出宝宝，结果只比她预算得快了五分钟，又觉得她是很有经验的医生。先生也说这里的护士见多识广，陪产妇的时间比医生还长，就算医生不来，护士也有足够的经验处理突发的事情，我这才放下对医生的不满。
凭心而论，ROSS真是一个好医生，在帮我缝针的时候还忘不了关心我儿子是否起名字。本来我起了DIAMOND给儿子当英文名的，在我心中他就是我的钻石，先生一直不同意。这回医生打听儿子的名字，他终于抓到机会向别人抱怨了。没想到医生的想法和先生一样，认为男孩子起名叫DIAMOND不是很合适，第一发音像女孩子的名字，第二意思对男孩子也不是很好，建议我们改掉。同时说了好几个是字母D开头的男孩名字，当她说到DEREK的时候，我们俩都觉得不错，于是儿子的名字就叫DEREK了。
一直惦记着的人生大事顺利地完成了，先生和我都松了一口气。先生原来一直坚持要我在国内生宝宝，在经历我在加拿大医院生宝宝的过程后转变了思想。也许正是因为这次经历，让他对加拿大另眼看待，毅然放弃国内人人都认为很好的工作，再次投奔加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