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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班、分配……中国人“找工作”的40年

发布日期:2018-12-03  来源:
    1983年,邹有华接了父亲的班,当上了教师;1984年,邹有智考进了国企;1991年,邹有信被分配当上小学教师。

    老邹家三个儿子在上世纪80、90年代,用不同的方式找到工作。

    再后来,有人追赶考公务员、事业单位的浪潮,也有人追求理想成了北漂、深漂……

    

    接班

    1983年,仅仅读了初中的邹有华,在26岁时候顶替了父亲的教师岗位。对此,家里当时还在读“大学”的老二邹有智内心颇为不满。

    “老大刚退伍没有工作,还要养两个小孩不容易,你现在读大学(实际是技术学院),将来有更好的路子。”父亲苦口婆心,劝邹有智别往心里去。

    父亲以身体状况为由提前一年退休,就是为了让邹有华的工作有着落,家里的日子好过一点。

    顶替,也叫接班。1956年1月14日,原劳动部发出的《关于年老体衰职工以其子女代替工作问题复轻工业部的函》中首次提出,允许职工退休后招收其符合条件的子女参加工作,即职工退休、退职,子女顶替参加工作。

    这一制度在1990年底被彻底废除,邹有华赶上了工作可子女接班政策的末班车。

    “坐上车”的邹有华文化程度不高,又当上了老师,表面上的不搭是本质矛盾的集中表现。虽然能领上工资,邹有华在学校却跟不上教学节奏,很长一段时间适应不了工作。

    老二邹有智1983年高考落榜之后考进了一家技术学院,也就是父亲口中的“大学”。

    1984年,在大哥邹有华迷茫的那段时间,当时19岁的邹有智在学校遇上了一家国有企业的招工考试,并且顺利通过考试拿到了就职批准。

    “那一年刚定了亲,家里掏了不少钱(条件困难),自己根本无心学习,所以学没上完,就去单位报到了。”邹有智通过招工考试找到了这份月薪37元的工作。

    

    分配

    1984年,中国恢复高考第8年,廖萍一边放牛一边学习考上了贵州医学院。她真切地体会了“知识改变命运”,当初的放牛娃如今已是贵阳当地一家医院知名的主任医师。

    毕业后,廖萍和男友通过“统招”分配方式选择到同一个地方就业,廖萍选择了医院,男友则分配到了免疫站。

    所谓的“分配”是1981年在国务院批转的原国家计委、教育部、国家人事局《关于改进1981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中提出,即对毕业生的分配确定为“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实行‘抽成调剂,分级安排’的办法”。

    实际上,除了地方上的选择,工作的好坏也是当时许多学生在接受工作分配时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由于毕业分配单位的好坏关系到每个学生的前途命运,盼望着分配一个好单位,是大学毕业生整个家庭的心愿。

    什么叫好单位?有学者表示:“那时,人们的理想是‘科学家’、‘工程师’,待业青年也以‘上班’为首选,实在没有出路才去干个体或服务业。”

    1989年,邹有华的三弟邹有信高中毕业考上了当地一家师范学院,3年学成后通过定向分配,到了离家50公里的镇上当小学老师,一个月工资68元,彼时大哥邹有华接班父亲的岗位已经6年之久,工资是新人教师的两倍左右。

    与此同时,邹有信的同学林惠仪以统招形式,选择了自家镇上的小学入职。

    1999年以后,邹有信通过自学考上了大学,“根据当时的要求,小学教师评级、退休凭职称有学历要求。”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是邹有信和同龄人感受最真切的人生哲理。

    分配工作的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挥了推动人才流动、协调地区利益的正向作用,但随着经济体制的改变,这种人才分配方式的弊端也愈发明显。

    1996年,大学生毕业分配工作的制度被正式取消。但直到2007年4月,随着西藏取消大学生毕业分配,延续了50多年的毕业分配制度,终成往事。

    此后,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决心到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闯荡,年轻人中也开始有了“跳槽”。

    

    下海

    改革开放之后,除了考试找工作、分配找工作,还有一批人快速接触到“开放”的信息,开始了创业之旅,当时称为“下海”。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廖萍的大哥廖健平听说蜂窝煤生意很挣钱,就自掏腰包去城里学了蜂窝煤技术,在乡下做起了蜂窝煤生意。

    那个时候,很多地方农村的取暖、做饭主要靠火炉燃烧煤块,由于煤炭储存和生产的季节性,到了夏天就换成了烧柴,“但柴火得一直加,很麻烦。”

    廖健平将煤渣、黄土、水和煤块混合,打成蜂窝的形状,卖到农村,价格便宜不说,还方便许多。

    “1块钱一堆的煤渣通过技术加工之后做成蜂窝煤,价格翻了10倍!”廖健平因为蜂窝煤生意成了镇上第一个“万元户”。

    “万元户”这个词在20世纪70年代末产生,指存款或者收入在10000元以上的家庭民户。

    “万元户”年代的米价每斤0.14元,肉价每斤0.95元,走亲戚送礼2元左右,压岁钱0.1-0.2元,1万元代表着财富和身份地位的象征。

    1990年,廖萍的二哥廖建军用家里资助的几千块做起始资金,干起了肥料供应商。不过他的生意模式和当时“开门店等人上门买东西”的模式不同,他是“送货上门”。

    当时廖建军的朋友有一辆大卡车,农民只需要在他店里下了订单,廖建军就可以用卡车送货上门。“当时农民买东西都是需要等到赶集,买了东西还要自己背回去。”因此,送货上门的肥料深得大家的喜爱。

    廖建军还有一个商业小秘密,在资金充足之后,他会在淡季的时候去肥料厂囤货,在农忙的时候卖出去。本身送货上门就有优势,加上淡旺季肥料的差价,廖建军的生意如火如荼。

    生意的成功让廖建军家里的小女儿在90年代初就玩上了迪士尼的雪花机,也让家人在那个年代有条件吃上100块钱一颗的抗癌药。

    

    北漂

    2010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100万人竞争1.5万余岗位。邹有智的女儿邹莹莹是参考大军中的一员。那一年她26岁,第三次参加公务员考试,家里人盼得着急,她也考得恼火。

    在此期间,她同时还报考了县城几家银行、电视台招聘,只不过,都无疾而终。

    “望子成龙最好是当公务员,望女成凤最佳是进事业单位。”那几年,在家长的眼中,无论公务员、事业单位中的哪一个,都代表着一只“铁饭碗”。

    2010年邹莹莹公务员考试又一次落榜,家里人对这个已经毕业3年、即将“奔三”的女孩生出了更多的担忧。

    “要不再试试隔壁县的教师岗位?”教师,是家人们最后的底线。当老师,工资低了点,福利少了点,但起码稳定!还有3个多月的带薪休假!

    2011年,邹莹莹一共跑了近40场考试,最终考上了临县一个偏远山区的小学教师的岗位。至此,邹莹莹解脱了,家人们也松了一口气。

    

    2014年,邹莹莹的表妹吴筱大学毕业,“这孩子不听话,安排好的路不愿意走,非要出去活受罪。”

    父母说的“活受罪”,指的是吴筱放弃了当地一家知名媒体的记者岗位,非要去深圳“见世面”,做一个水土不服的“深漂”。

    “我一生下来就在以家为中心的方圆几十公里转悠,从小学到大学,连最后找工作都在离家两站公交站的地方。”吴筱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未来,但绝不是父母安排的这样。

    2015年刚过完年,吴筱就收拾了行李,和朋友一起到深圳一家创业公司上班,在这里她见识到了“996”的工作模式,体验了自力更生的无助,也真正明白了“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的道理。

    过去3年,吴筱在深圳一家报社做过调查记者,去过上海一家金融公司做过品牌策划,现在她是北京一家外企的公关,成为“北漂”。吴筱目前正在准备明年去香港进修的事情,“算是充实自己,也算是给这几年一直忙碌的自己放个假。”

    1978年离现在的我们相去甚远,但改革开放的影响始终如影相随。从接班、招工考试、分配工作到自主就业,年轻人对待工作的态度,从养家糊口的基本需求演变到对自由、梦想的追求。

    责任编辑:崔宁宁

    (来源:中国新闻网  作者:姚露吴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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