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例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自媒体、公共媒体纷纷出来讨伐，大量质疑纷纷指向其背后的伦理问题。122名科学家联名声讨;46名律师声联名明，贺建奎涉嫌违法进行人体胚胎活动，应立即对其采取“强制措施”。
有网友指责贺建奎是在“杀人”——这种说法并不过分。两个基因编辑婴儿，其中的一个易感基因被“敲掉”了，另外一个脱靶了，是个半拉子工程。尽管“操刀”的当事人贺建奎表示，会为出生的孩子提供相应的医疗保险，直到他们长大成人。但因为基因编辑给两个婴儿未来成长带来的不可预知的影响，这绝对不是简单地“提供医疗保险”就能弥补的。此外，除了这两个孩子本身，他们的基因如果再遗传到下一代，又会对人类基因库产生怎样的影响?
昨天的文章(点击阅读：主流媒体对基因改造婴儿的欢呼令人惊诧和不安！)，我们在编者按里指出：
【正如改变人类基因会带来一系列不可控风险一样，对植物、动物的转基因改造同样会带来不可控的风险。水稻有四五万个基因片段，目前人类仅大概了解其中不到2%的基因片段发挥了什么作用。至于，抗虫转基因技术和抗农达转基因技术的运用，只是“碰巧”被人类找到了这两种功能基因而已，可远远达不到精确控制的地步。】
搞“转基因人”违背伦理，给人类投食转基因毒食就不违背伦理了吗?
转基因推手们声称转基因食品“绝对安全”，谁敢质疑就说谁反科学。
“科普作家”方舟子声称，人吃了转基因食品，这个基因同样要被消化、降解成小分子，因而转基因食品与天然食品实质相同，绝对安全。
然而，科学家的实证研究一次又一次推翻了转基因食品“实质相同”，“基因片段会被消化”的谎言：
【意大利科学家在鱼猪羊后代与奶中发现饲料转基因DNA片段，在喂食转基因豆粕成分饲料的母羊的羔羊的肝脏与血液中检测到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35S启动子;在同组母羊的羔羊的肝脏、肾脏、心脏与肌肉中，检测到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的转基因片段。还发现这些牠们的心脏、骨骼肌与肾脏中发生酶变异常。
意大利学者对转基因生物的某些影响进行了研究，他们对一组怀孕母羊喂食一定量非转基因大豆饲料，对另外一组怀孕母羊喂食同样量转基因大豆饲料。这些怀孕母羊在分娩前被喂食这样的饲料两个月。牠们生下的羔羊仅喂食牠们各自母羊的羊奶60天。检测结果表明，喂食转基因大豆饲料母羊的血液、器官与羊奶中都发现有转基因大豆DNA片段。
法国凯恩大学塞拉利尼教授在《食品与化学毒物学》科学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文《农达(草甘膦)除草剂和抗农达(草甘膦)转基因玉米的长期毒性》，报告引用转基因玉米NK603进行大鼠两年饲喂研究，引起大鼠产生肿瘤。】
如果说除了美国，别的国家转基因食品要被明确标识，消费者可以选择是否食用转基因食品的话，那么，“湖南黄金大米事件”则是赤裸裸地“暗中下毒”：
【2000年起，一家美国转基因公司开启了转基因大米的研究，他们通过转基因技术，将胡萝卜素转化酶系统，转入到大米胚乳中，获得了这种外表为金黄色的转基因大米。他们声称这种大米能大量补充儿童发育过程中所需的维生素A，但此事即使在美国国内也遭到无数质疑。
反对者认为这种大米如果滥用，会对严重威胁到环境和粮食安全，因此至今18年以来，并没有任何国家政府批准了这种大米的合法生产。
因此，某个专门这项研究的美国博士汤某某，为了抢先得到第一手试验数据，抢得所谓的“科研成果”，他在得到一个名为荫某某的中国转基因专家的协助后，就将“黄金大米”在美国煮熟，然后未经海关审批，将这些转基因大米私自携带入中国。
而后，汤某某来到湖南一所小学，在荫某某帮助下，私刻了中国疾控中心的公章，欺瞒了校方，让他们协助挑选了88名6岁至8岁的健康中国儿童，然后一一进行编号，分成两组，开始了他们的转基因试验。
2008年6月2日中午，汤某某和荫某某让其中一组25名儿童，每人在午餐时食用了60克“黄金大米”。而参与试验的中国儿童和他们的家长，则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在参加有关部门根本不可能批准的试验，只知道是要配合疾控中心的工作。然而他们又怎么会知道，就连疾控中心的公章和批文，也是汤某某和荫某某这两个转基因专家伪造的。
2012年8月1日，汤某某和荫某某作为第一作者和第三作者，在《美国临床营养杂志》发表论文，《黄金大米中的β-胡萝卜素与油胶囊中的β-胡萝卜素对儿童补充维生素A同样有效》，论文中得意洋洋地宣布，他们让参加试验的中国儿童，每日午餐进食60克“黄金大米”，然后对他们体内的“维生素A”含量进行检测，再和没有进食的另一组儿童做对比，最后抢在全美国、全世界所有同行之前，得出了结论：“转基因黄金大米”的服用效果，与服用“维生素A胶囊”的效果相当。】
这个事件最终的处理结果，是三个当事人被作了职务上的处分，并没有给予其刑事上的处罚，可谓“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转基因稻种泛滥成灾，遍布多个省份，张启发团队却在那里无辜地声称“跟我无关”，还幸灾乐祸地说“这说明转基因水稻深受农民的欢迎”，对转基因稻种违法流出的调查也没有任何结果，更不用说处罚。今天贺建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基因编辑婴儿这等忤逆人伦的事情，完全是当初纵容的结果。
昨天我们在编者按里还说到：
【只要影片《Gattaca》中展现的基因公司统治世界的局面还没有到来，资本就还尚不能从“转基因技术改造人”的生产活动中牟取巨大的利益，于是，国内外科学界、媒体界还能公正地争论“转基因人”的问题。然而，资本却已经从转基因技术改造农作物中获取了大量利益……】
转基因农作物之所以在全世界泛滥成灾，完全是资本和权力共谋的结果。全世界80%的粮食贸易掌握在ABCD四大粮商(美国ADM、美国邦吉、美国嘉吉、法国路易达孚)手中，而孟山都、先正达、拜耳这几家生物种业巨头就是四大粮商的急先锋。在美国，生物种业巨头通过政商旋转门，在政界安插代言人、收买政客，制定有利于资本利益的政策;在中国，科学家、媒体人、媒体甘当转基因利益集团的走卒，美国政府甚至通过外交政策逼迫中国购买美国的转基因大豆(尽管因为目前的贸易战收到一定影响，但G20之后呢?我们拭目以待)。
今天，基因药物、基因疗法已经开始大面积推广，而其中的专利主要控制在几家生物医药巨头手上，“转基因人”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无非是隔着一层窗户纸，资本集团因为舆论压力暂时没去捅破而已。“首例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背后就反应了这种利益相关问题。
一位网友形象地说：贺建奎是在为其美国导师火中取栗，做了美国人想在中国做而自己不方便做的事而已。
第一财经的梳理让我们见识了资本主义时代精神是怎样塑造科学家的(加粗的内容值得一看)：
【贺建奎于2006年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学学士学位，2010年获得美国莱斯大学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期间师从Michael Deem教授从事生物物理学研究。2011年-2012年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就读博士后，期间师从斯坦福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斯蒂芬·奎克教授，从事基因测序研究。
自2010年从美国回到中国后，贺建奎就担任了南方科技大学生物系副教授，主要研究实验室用物理，以及用统计和信息学的交叉技术来研究复杂的生物系统;研究集中于免疫组库测序、个体化医疗、生物信息学和系统生物学。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发生后，11月26日下午，南方科技大学发布声明称，贺建奎已于2018年2月1日停薪留职，离职期为2018年2月-2021年1月。声明还称，贺建奎“对人体胚胎进行了基因编辑研究，我校深表震惊”，同时“学校和生物系对此不知情”。
据人民网11月26日报道，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召开前一天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这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经过修改，出生后能天然抵抗艾滋病。该个实验始于2017年3月，截止到2019年3月。
贺建奎不仅是一名科学家，他还是一名商人。他的微信个性签名是这样写的：贺建奎－南方科技大学－瀚海基因－因合生物。
南方科技大学之前的官方资料显示，贺建奎教授是南方科技大学生物物理学及基因组学科学家，兼瀚海基因CEO，在美国科学院院士斯蒂芬奎克(Stephen Quake)教授实验室完成博士后工作后，在南方科技大学鼓励教师创业的政策的支持下，在中国创办了这家致力于临床诊断的基因测序公司。奎克现在担任瀚海基因的首席科学顾问。
“一直到博士毕业，我都沉浸在学术研究的象牙塔中。”贺建奎后来说，“从没有将科学研究和商业扯上关系，但在斯坦福，我的人生观第一次被真正颠覆了。”
他本认为学者就应该坚守清贫，这样才能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可在斯坦福大学，他却发现导师斯蒂芬·奎克教授不仅是世界基因测序领域首屈一指的顶级科学家，在美国拥有“四院院士”的头衔，而且还是十多家公司的掌门人，这个经常穿着牛仔裤、骑自行车的教授，甚至是拥有三家上市公司控股权的亿万富豪。
第一财经记者通过天眼查查询查发现，贺建奎目前在8家与基因相关的公司参股或任高管。其中，他是深圳因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因合生物”)和深圳市瀚海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称“瀚海基因”)的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
2017年12月，因合生物获得澳银资本领头2000万pre-A轮融资。资料显示，因合生物将把这一轮融资用于“将癌症扼杀在‘摇篮’中”。因合生物创立于2016年3月，研发团队有30余人，包括6名博士、5名孔雀人才。
瀚海基因则成立于2012年，总部设在深圳罗湖，目前已经获得多家投资机构支持。其中，2018年4月，瀚海基因宣布完成2.18亿元人民币的A轮融资，由同晟资本领投，希夷资产等五家机构参与跟投。当时就有媒体认为，这会是“在华大基因之后，又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资本家为了300%的利润率可以冒上断头台的危险”，对于资本家身份的科学家而言，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人命算得了什么，“伦理”又算得了什么。恐怕，只要资本掌握宣传机器千篇一律地“洗脑”，终有一天，“转基因人”“实质上相同”的结论也会被大众接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