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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系的终点是低欲望社会?中国注定要未富先老吗

发布日期:2018-11-07  来源:
    文 | 张洪平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自称“佛系青年”,“随便”“都行”“没关系”是他们的口头禅。但这并不是无欲无求,而是把自己的兴趣爱好放在第一位,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和节奏去做事。

    也许这只是部分年轻人的调侃与自嘲,但与此相伴的种种社会现象却值得关注。比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想恋爱、不愿结婚、拒绝社交,对在工作中力争上游表现得不理解甚至反感,更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中国现在发生的,和10年前日本经历的非常相似。年轻人迷茫、不愿吃苦、不想结婚、行为自主、不懂得承担责任……“佛系”一词也源自日本。

    

    由于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的历史像极了日本战后从经济腾飞到泡沫破裂所走过的道路,所以很多人都在担忧,中国社会现在出现的现象是否预示着中国将步日本后尘,陷入“失落的20年”?

    

    首先我们来看日本的现状。日本在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之后陷入“失落的20年”,经济增速持续低迷,最近10年的GDP增速平均值是0.65%。

    

    但日本的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很高。以购买力平价(PPP)衡量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持续上升,2017年达到4.49万国际元。

    

    不过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日本的消费结构,可以看出有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被用于支付社会保障支出。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日本2010年人口达到历史最高值1.28亿,此后开始下降。2016年时的人口预期寿命83.98岁(男性80.98,女性87.14),而且还在不断提高。同时新生人口不断下降,2017年仅有94万,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

    

    这导致日本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很大。1960年到2017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从5.7%上升至27.1%,人口抚养比(占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达到66%。不断恶化的老龄化问题导致社会保障支出从1990年的11.6万亿日元快速扩张到2018年的33万亿日元,占财政支出的55%,其中70%的支出是医疗保险费。

    

    

    支出有投资性和消费性两种,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是消费性的,更多是偏向购买易耗品和服务,消费完了什么也不会剩下,也难以传导、拉动其他经济领域的增长。

    经济机会枯竭,年轻人的社会上升通道越来越窄。到2017年,非正式员工占比已高达37.3%。这些临时工只是初级劳动力,也少有技术培训,很难获得晋升。

    

    日本社会走向暮年,年轻人看不到社会的变化和改善的希望,被迫安于现状。马斯洛需求金字塔最下方的生理与安全需求已被满足,而因为经济机会减少,再向上攀登的难度将直线上升,边际收入递减效应明显,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成功逆袭改变命运的希望渺茫。这种情况下,放弃拼搏,安于现状未尝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虽然大部分问题是外部环境带来的,但承认自己是被迫的会带来心理上的痛苦,这会引发认知失调,驱赶年轻人去寻找一种使自己行为正当化的理由。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文化方面的影响。二战后的1950-1960 年代是日本的经济高度成长期,日本人在消费主义的鞭策下努力工作、潇洒花钱,“消费即美德”的精神使经济繁荣了20年。进入70年代之后,中产阶级成了社会主流,日本人开始“消费升级”,全世界都是日本游客疯狂购物的身影。在泡沫经济最汹涌的 1980 年代,日本人迎来了“高度消费社会”的顶峰。

    

    在消费社会,彼此之间的身份差距可以通过物质水平来区分,但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后,出生于经济萧条时代的日本年轻人,面对的是一个丧失了全体国民普遍共同信仰的社会,他们只能自己去创造新的精神寄托。

    但这种创造不能凭空产生,一定要依托于历史传承和民族文化。日本强调“忠”文化的传统,严密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对人性产生了强大的禁锢作用,日本人有着对外保持距离而内心活动丰富的传统。在原有发展路径碰壁之后,自然而然地从消费主义的“向外求”的极端,回到了发掘自身内在的“向内求”的极端。

    再加上几十年来对西方自由主义运动高潮的耳濡目染,日本年轻人轻易地接受了“听从自己内心”的精神号召,落实到行动上就是“将自己兴趣爱好放在第一位”。

    

    这是一场由空虚和绝望催生创造精神寄托需求,从消费主义废墟和日本传统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受自由主义影响的造神运动,产生了类似宗教的安抚人心的效果。年轻人受益于日本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物质上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而精神上,如果和古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倡导的禁欲主义相比,第欧根尼是一种“积极的自我满足”,而日本佛系青年则是一种“消极的小富即安”。

    传统经济学假设,人总是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这里的“利益”往往被默认为“经济利益”,这其实是有失偏颇的。马斯洛需求理论认为人有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实现五种从低到高的需求,如果仅靠增加物质财富来实现,越往上的需求实现起来就越困难。现代心理学也已经证明,物质财富到达一定程度之后,继续增加也无法提升人的幸福感。日本年轻人如果能够从其他渠道更容易地满足高层次的精神需求,而这又是一种效费比和成功率更高的方式,那为什么还要继续走传统的“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式的上升之路呢?

    这是一个启示,我们应当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思考,在研究经济现象时充分借鉴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知识。在微观层面,这已经是一门显学——行为经济学,而宏观层面的社会经济学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现在还不富裕,却早早面临人口老龄化和年轻人丧失斗志的问题。比如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现价美元)2017年是8690美元,按PPP计算也仅有1.68万美元。而且中国幅员辽阔,发展程度差异巨大,穷人富人,城里人农村人,新市民老市民,年轻人老年人,所有人的状况和心态都不一样,如果我们只是把他们粗糙的当成一个群体来对待,出台的政策也是大而化之,那在执行的过程中肯定会走样,最终效果大打折扣。

    中国与日本有相似也有不同,日本走在前面替我们趟路,已经明确指出了哪里有雷,现在考验中国的是能不能把雷排掉继续前行。除了就事论事的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我们还需要站在高处用更宏观的视野俯瞰全局,看清楚哪里是弯路死路,才能走得更快更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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