甩手大掌柜的“美称”，是外甥女孙琦赠我的。
人说，有错叫的名字，没有错起的外号。不过，大掌柜三字，我可扛不动，说白了，咱就是个不敢管钱的人，罢了。
继承了娘的遗传基因，仨数凑一块儿，我就扒拉不开了。平日里，一见到1234567，我是先发蒙，后犯晕。日积月累，每当我兴致勃勃地跟他父子俩背点新闻时，一提数儿，那爷俩总是用“那种”眼神先对视，后瞧我。久而久之，我也萌发出对付他们的好点子，再触数字，我便立刻声明：“数儿的事，我就不提了。”要真能做到不提，那就好了，要命的是隔三差五的还要露几个儿。
2004年春节过后，几位来自北京的朋友到家里来聊天儿。众所周知，生在天子脚下，有皇城相拥，有周口店祖先在上，头枕燕山山脉，足踏华北平原的北京人，把侃政治视为一大爱好。就在他们侃劲倍增时，身为北京媳妇的我，也憋不住了。
“听说陈水扁要花5万新台币搞什么‘公投’。”我的话音刚落，即招来哄堂大笑。年逾花甲的桑大哥合不拢嘴地瞧着我，“5万元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俩钱儿我掏着都富裕！”知根知底的丈夫即兴揭发了，“把几亿说成几块，把几百说成几千，把几毛说几万，乃‘亮式猜想’。”
家丑不可外扬。为防其父继续爆料，儿子赶紧出言阻止。“您说我妈数字不清，可她还给人家看过餐馆呢！”我噗地笑了，“甭往你妈脸上贴金了！”
那是1999年的春天，皇朝自助餐的老板要去印城移民局面视，非让我去给他看店。令我无法拒绝的理由就一个：他把那日午餐的基本收费$5、75的零头全都不要了！他按着我的肩膀，“别紧张，不管客人点什么饮料，提什么特别的要求，都一分不加，包括5%的税， 也不要了，一人只收5块钱。”
我坦白完了，丈夫摇头苦笑，“那天中午，邹老板可赔大了！”儿子又挺身而出了。“事后邹叔叔告诉我，有我妈坐镇‘皇朝’，他就剩下个海踏实了。他说，我妈还给他记了账，多少人，多少钱，那叫清楚。”
在外人面前，儿子想保住娘的面子，倒也情有可原。然而，自己有多大道行，心里跟明镜似的。
10岁那年，我跟着山东老家的香子姑去南海买海蜇，就把手里的两块钱给攥没了。自那时起，我便不敢一人拿钱了。在家有爹和二姐掌管财政；到了北京，连买个牙刷三姐都紧跟其后；成家了，一切开销全归丈夫打理，暑往寒来，“甩手大掌柜”的帽子也就扣在我的脑袋上了。
摘掉这顶“桂冠”的日期乃1982年8月14日，丈夫只身赴美时。他远走高飞了，家里家外的大事小非就全撂在我一人的肩膀头子上了。和睦亲朋，半点不愁；洗衣做饭，驾轻就熟；管教儿子，更毋须他人插手。一轮到管钱，我可瞎眼了。头几天，由孙琦大权独揽，待她开学回返天津，我不得不揣着钱包自行上街啦！那叫紧张，那叫慌，把钱掏给了售货员，找回时，我的直接动作是：有多少是多少，也不看，忙往包里一扣，拉上拉链，提货走人。我的“大度”立即博得了甘石桥食品店某些员工的注意加肯定：这人有钱！
“有钱”的我，所持钞票乃丈夫从美国寄回的。要想把美元变成人民币则必须要到东华门大街银行去兑换。从西单北大街乘车去王府井，其间要倒三次车。感谢家人与好友，在丈夫离家的四年里，我独闯银行的纪录一次都没有。要么家姐“保驾护航”，要么好友一路奉陪。在这帮人中，最最尽职尽责的当属老街坊张喜琴小妹妹。她一就位当保镖时，我连摸钱的权利都被其剥夺了。喜琴这么跟我说：“你拿钱那模样儿，就是挨偷的样儿！”
我有副挨偷的模样儿？外甥王力军也这么认为。那是丈夫离家后的第一个新春佳节，力军从威海赶奔到北京城陪我过年。10天后，待他要抬脚离开时，便满脸愁云地看着我，“老姨呀，没来时就不放心，来了之后就更不放心了！这往后可怎么办哪？”
“没法办”的1300多天，还真让我熬过去了！1986年6月16日，在首都机场见到我家户主时，我的第三句话是，“你走这四年，我一分钱都没丢。”他目光坚定地看着我，“丢了你也不知道！”
哲学家认为：没有第二次机会去塑造第一次的形象。不费那劲了，若能从心中无数进化到心中有数，能把挨偷的样儿塑造成偷窃的样儿，那就不是我了。
有什么是什么吧！移民美国快20年了，从初期的打工，到后来的写作，所得的酬劳或多或少，都一次不落地全交到丈夫的手里。就连回国探亲、开会，我也没有揣钱的权利。每次，一到北京，赶紧把钱包、支票掏给我姐姐。2004年秋天回威海，力军把我的手提包往他的柜子一塞，“用钱跟我说。”
“真好意思哈，多年不见，见面就抢老姨的包。”他妻啧啧。“你以为我愿抢？”力军砰地关上柜门，“明天一早老姨就得到金海湾国际会议大厅去参加什么华文文学研讨会。她得自己打车去，这来回的车钱，我不替她数出来，到时候指不定会弄出多少笑话呢！”
转天清晨，吃罢早饭，力军拿出钱包，指给我看，“这200元放在这边，不是特殊情况，您连摸都别摸。中线这边的两小卷是来回的车钱，甭打开数，一次给司机一卷您就什么都不用管了。”合上钱包时，他唉了一声，“跟送孩子上托儿所一样。”
“老姨10年没回来了，晚上一人打车行吗？”军妻不安。“我说开完会给来个电话，我去接，可老姨非说不用。”“回到自己的老家，还用人接送？你们真拿我当三岁的幼童啊？”我揣好钱包，推门下楼了。
第三天晚上，也就是9月23日20点30分左右，我完事后，刚走出大厅，就见从坡上面开来一辆黑乎乎的计程车。我一挥手，司机忙靠边停下，拉上我就转入正道了。一路上，我用纯正的胶东土话与身旁的小伙子足足聊了15分钟，到家时，他说死不收我的钱。我没和他争，只是把钱包里的第二卷往车座上一放，一步跨到车外，赶紧抬手跟他拜拜了。
在楼下候我的王力军急步上前，“真有本事哈，还打了辆大红旗，全威海市总共才三辆！”我抬眼追视，“大红旗？！”“大红旗”已消失在迷黄的夜幕中。
“您给了人家多少钱？”力军瞪我。“你交待的那第二卷呀。”他啪地一拍大腿，“坏了！”我发慌，忙下把楸他，“怎么了？”“大红旗的收费是18块，咱少给人家3块钱。”“能找到那小伙子吗？”我着急着忙。力军训我，“你怎不拿出100让他找呢？”“你不说不是特殊情况，连摸都别摸吗？”他摇头苦笑，“您都坐上大红旗了，还不是特殊情况？”革命了，造反了！在家人面前，自己拿钱上街的机会总算让我逮着了。
2月19日，儿子和媳妇非要带我去逛商场。出门前，户主把现钞和信用卡递给了我，“一会儿都交给洋洋啊！”考虑到钱一交到儿子手里，我要买东西，他一准不用妈的钱。于是乎，我就把钱往包里一放，抬腿走人了。上车时，儿子瞄我，“妈怎么还拿包儿呀，今天？”
拿包儿的感觉不省心、不轻松，老怕丢，老得在意着，留神着。拿包儿的结果又是什么？
在回家的路上，我忽地一身冷汗，“坏了，妈的包儿落在了沃尔玛的手推车上！”那一刻，儿子、儿媳全都急红了脸。幸好发现及时，当我们调头杀回时，蓝色的手提包还那儿静静地挺立着。
栽了，认了，下不为例了。
其实，当“甩手大掌柜”也挺有收获的。结婚30多年了，我与我夫从没为钱的事而发生争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