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腐朽的文化
莫天
腐败横行的国家，必然有腐败的文化基因：有腐败的国民，就有腐败的官员；有腐败的文化，就有腐败的体制。文化不改造，被腐败所化的国家体制必然腐败；制度不合理，腐败就难以根除。
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通过反腐败，建立起一个廉洁有效的政府的。相反，反腐败之后，往往会有更加腐败的浪潮出现。这或许已经是一个规律。其原因就是文化的落后和腐朽。
几千年的中国社会文化几乎没有什么进步，无非是朝代的更替，伴以血腥的屠杀。中国文化从来没有产生对社会体制改造的要求，没有文化进步的基因和欲望。文化日益腐朽，国民精神日益萎靡，更妄谈人格独立，精神自由。只有到近代西方文化东进，中国这一潭死水才有了涟漪。近代以来的一百多年，中国文化始终摆脱不了一个问题：就是面对西方文化怎样确立自己的定位。
如果细究下来，会发现反对变法，反对西方文化最激烈的当属官僚体制。因为西方文化触动了这个利益集团的蛋糕，触动了专制体制的根基。
从马噶尔尼不向乾隆皇帝下跪开始，这种冲突就愈演愈烈。乾隆皇帝敏锐的意识到这不是跪与不跪的问题，也不是礼仪的差异。表面上是礼仪冲突，实际上是文化的冲突，具体讲就是西方文化对东方专制体制的冲击。如果这样的文化进入中国，国民效仿西洋人，见了皇帝居然不跪，帝王的威仪何在？愚民不愚，国民的奴性何在？这民如何统治。更何况基督教提倡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帝王与平民平等，这是极大的非礼，是可忍孰不可忍。难怪最初传教士翻译圣经时，为了迎合中国专制文化，将这一条删去。
赫德这个英国人在中国担任海关总司长长达几十年，，赫德领导的大清总税务司成为当时中国政府中最廉洁的衙门。赫德断送了多少中国官员的发财梦。这种文化与中国的“千里做官，为了吃穿”，“三年穷知县，十万雪花银”怎能不产生冲突？赫德的意义远远超越他担任的官职。
赫德因为担任中国衙门的官员，多少还可以与中国腐朽的文化以及官员的腐败抗衡。那些来华贸易的商人就饱受中国官员的敲诈，而无能为力。终于有一个人站出来学中国人的样子告御状。洪仁辉这个英国商人，在1759年仿效中国老百姓请人写好诉状，直赴北京。在天津海关道衙门投下御状，要求公平对待英国商人贸易，并要求在宁波开埠贸易。乾隆接到诉状之后，勃然大怒，一个外国人，也就是蛮夷，居然也来告中国的衙门。于是，下令将洪仁辉圈禁澳门，不许北上北京。将代洪仁辉写御状的四川人刘亚匾斩首。这就是著名的洪仁辉事件。
洪仁辉告御状不但以失败告终，还导致以下后果：一是中国人不得私自同外国人做生意，也不得为外国人服务，否则判流放罪；二是外国人不准私自学中文，他们只能同广州公行（也就是十三行）的翻译接触；三是任何外国商船在中国水域停泊期间船上都必须有中国官员；等等。总之，中国帝王视西方文化如洪水猛兽，妖魔鬼怪，必须拒之门外。
中国第一个驻外使节是郭嵩焘的命运令人唏嘘。光绪二年（1876年）冬，郭嵩焘奉命率随员三十余人启程赴英，在伦敦设立使馆。郭嵩焘到达英国后，非常留意英国的政治体制、教育和科学状况，访问了学校、博物馆、图书馆、报社等，结识了众多专家学者，并以六十高龄潜心学习外语。还将考察心得不断寄回国内，提出很多中肯的建议。郭嵩焘将出使见闻记入日记《使西纪程》，盛赞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主张中国应研究、学习。后该书寄到总理衙门，结果郭嵩焘被同僚视为叛国者、汉奸、悖逆祖宗，遭到顽固派的攻击、漫骂。王闿运讽刺郭嵩焘：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直到郭嵩焘去世。
骆家辉担任美国驻华大使，本指望其华人血统，给中美关系带来转机。不想事与愿违，在这个香蕉人身上表现出的是更加激烈的中西文化的冲突。骆家辉身为高官，上任不坐头等舱，而坐经济舱；不坐豪华轿车，要与家人乘坐面包车；出门打的，吃大排档，孩子上民工学校等等，这一系列不符合中国官场规则的行为，招来中国主流媒体的一致嘲笑与批判。骆家辉的行为在美国或许再正常不过，但是在中国就不同了。他的行为触动了中国官员的官威和利益，是严重的非礼。骆家辉的行为将中国官员的形象对比的猥琐，肮脏，腐朽，堕落。所以骆家辉成为中国官员的眼中钉肉中刺，将他们赶出中国才是上策。
从马噶尔尼、赫德、洪仁辉、郭嵩焘、到骆家辉，这一系列人物与事件，在中国文化中都属于严重的非礼，属于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范围，无疑都可以定性为境外敌对势力。
清朝末期以来的中国社会的变化和进步，无疑是有史以来最为迅速的，也是最为跌宕起伏的。这一点进步与变化，无疑主要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是，从晚清至今，始终以地对的姿态看待西方文化，看待人类文明。抱着腐朽落后的文化遮羞布不放，即要获得西方的科学技术，又要反对产生这种科学技术的文化，这就是“以夷制夷”的现代版。这样只能使自己丧失价值判断，造成文化的自卑与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