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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身处哪个阶层,中国女性都很难做一个好母亲?

发布日期:2018-10-09  来源:
        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电影《找到你》及日本连年获得诺贝尔奖背后的思考。

    林子人    来源:界面新闻

    “界面娱乐”的采访,他表示《找到你》和韩版相比的优势在于更加“落地”,在一些细节设定上更加贴近当下中国人的生活经验,另外,剧本的主要结构也有了一些改动,新增的结尾“起到总结性的作用,给人性的光辉一些笔墨,让人看到不管生活多艰难的人都有人性的闪光点”。

    电影中的两位女主角对孩子展现出了无限的爱,吕乐认为,长期计划生育政策下,每个中国家庭的孩子数量减少到1-2个,家长的情感更加集中在孩子身上,对于母亲来说尤为如此,“这也是电影感人和表现母性顽强的地方。”

    撰稿人林春宵在公众号“大象点映”上发表评论称,一直在国产电影里充当道具的女性,终于在《找到你》中为自己发声了。盘点今年下半年上映的6部热映国产影片,无论是《西虹市首富》里宋芸桦饰演的职场小清新、《我不是药神》里谭卓饰演的艳舞女郎,还是《一出好戏》里舒淇饰演的孤岛美女,都是男性视角下的配角,“整个电影充斥着有‘女人’无‘女性’的怪诞画面”,“在大多数国产电影里,女性都被当做‘道具’或是‘符号’使用,女性形象往往是缺失,或不完整的。”

    而《找到你》展现出了国产电影中罕见的“女性意识”,填补了女性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在国内电影市场的空缺。林春宵指出,“寻子”题材的故事在国产电影中不乏先例,陈可辛的《亲爱的》和刘德华主演的《失孤》讲述的都是这类故事,而《找到你》则是对这一主题的延伸,即当我们在找孩子时,我们究竟在寻找什么?“电影《找到你》,看似是在找孩子,它其实是借用‘寻子’这条线索,寻找一个女性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人和一个好母亲的平衡点。”

    电影《找到你》剧照在“澎湃新闻·有戏”刊发的《找到你:中国女性的难,都在电影里了》一文中,作者曾于里指出,《找到你》通过三位母亲的人生经历来讲述女性之难。作为典型中产职业女性的李捷在职场上遭遇歧视和侵害,在帮大老板打完官司的“庆功宴”上,李捷被灌酒,还被大老板“性骚扰”;回到家里,她又遭到丈夫和婆婆的苛责,被指责疏于照料家庭,并因此陷入婚姻危机。

    与韩版相比,《找到你》将李捷的职业改成了律师,并通过她的这一身份在电影开头和结尾分别引入了一场离婚官司,新增的一个女性形象——由陶昕然饰演的朱敏——作为不事生产的富太太,在发现丈夫出轨时愤而提出离婚,却因为自己没有经济收入而丧失在离婚中争夺财产和孩子抚养权的主动权。这暴露出了女性一旦步入以牺牲自主性和主体性为前提的婚姻,就意味着将权利全部寄托在他人身上,极有可能在不可知的未来付出惨重代价。

    抱着孩子消失的孙芳是故事一开始无人愿意倾听了解的一位底层女性。她们面临的,则是生活中无孔不入的贫困——经济贫困、观念贫困、权利贫困的枷锁让孙芳无处可逃,最终走上绝路。

    “被侮辱被损害的底层女性、进退失据的中产职业女性、外强中干的上流社会女性,不同身份、不同处境的女性,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在根深蒂固的男权社会里,在‘男主外、女主内’的刻板性别分工模式里,当男性全面缺席育儿等家庭事务时,女性想要经济独立、权利自由是如此困难重重,遑论二者兼得。为何无论是投身于职场还是家庭中,她们作为母亲的权利轻易就会被剥夺?这种对女性无限要求背后的结构性问题又是什么?‘找到你’,不仅仅是找到孩子,也是找到女性作为女性、作为母亲的权利和尊严。”曾于里写道。

    “土逗公社”发表的影评《找到你:当下社会各个阶层,做个好母亲有多难?》则指出,电影聚焦了女性的挣扎,却也疏于讨论男性在家庭中应当肩负起怎样的责任。作者李霜氤认为,现代女性尽管有着相对多的人生选择,但在育儿上往往面临比男性更多的焦虑。在公共育儿机构缺失、抚养的义务被推给家庭、性别分工的传统观念久经不散的外部环境下,女性承担了主要的育儿责任,男性则相对边缘化。女性面临的选择不是雇佣阿姨、交给老人,就是当全职妈妈。“越是经济弱势的女性,可能的选择就越少。底层女性几乎‘无处甩锅’。”

    在影片开头,李捷对保姆孙芳保持着友好的冷漠,对自己的客户、“绝望主妇”朱敏也缺乏同情。而在经历了孩子绑架事件后,她把人性和母性放到了更高的位置,向朱敏伸出援手,帮助她打赢了官司。影片在结尾流露出女性守望相助的脉脉温情和母爱力量的坚韧,根据吕乐的说法,李捷的转变是孙芳带来的,“当她逐步了解这个女性的家庭关系、对孩子的情感,她逐渐理解了母亲的状态。她从一个生硬的职业女性,开始往母性这边靠拢。”

    然而李霜氤认为,影片至始至终都未提及作为丈夫和父亲的男人为何缺席,未回答全社会应该为女性的困局付出些什么。李捷在反思“母爱”,可没见到包括她丈夫在内的父亲们反思“父爱”;大难不死的朱敏因为律师的恻隐之心获得了有利的判决,然而如果没有律师的帮助和社会对家庭内部劳动的承认,其他处于相同境遇的家庭主妇就难以摆脱绝境;只要还有贫穷、疾病、家暴,只要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就还会有千千万万个孙芳继续苦苦挣扎。

    诺贝尔奖颁布:日本是如何做到18年来连年获奖的?日本学者本庶佑获得诺奖的新闻一出,国内的社交网络上就传开了一个段子:大多数国家纸币上的人物往往都是政治家,而日本则清一色的是学者——一千元日币钞票上的人物是生物学家野口英世,五千元日币钞票上的是女作家樋口一叶,最大面额一万元日币钞票上的则是日本教育家、思想家、有“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称号的福泽谕吉。

    对此,新华社高级记者、《环球》杂志副总编辑刘洪在其微信公众号“牛弹琴”上撰文表示:“将最崇敬的人印在每一个国民、每天都在数次进行的日常活动里,意味着最隆重的怀念、最深刻的尊敬。日本人对知识渊博的人表达最大敬仰,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坦率地说,中国与日本,确实还有一段距离。”

    日本纸币上的人物均为学者与此同时,《天下杂志》于2015年刊登的本庶佑专访引起了网友的注意。在接受采访时,本庶佑称其面对不断的失败而不轻易放弃的秘诀是做到“6个C”:“第一,你必须有好奇心(curious),你要对科学感到好奇,这是所有故事的开始;再来,你会遇到很多困难,所以你需要勇气(courage)去面对挑战(challenge);然后你要能持续(continuation),你要能有耐心持续下去;你还需要专注(concentration),你必须聚焦;最后,你必须相信你自己,你需要信心(confidence)。”

    在他看来,专注是这“6个C”中最难做到的,要想保持专注,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听别人的”——不要对别人说的事情全盘接受,必须要独立思考。本庶佑还在采访中谈到“专注”是中日文化中最大的区别,“几乎每个日本人,不论在哪个行业,都有非常专注的视野,他们在个人岗位上全力以赴。”

    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公布现场。来源:视觉中国在人人“皆为利往”的时代,日本科学家能够为了学术奋斗终身(即使只有凤毛麟角者能够获得诺奖桂冠)令人敬佩,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者能够全情投入研究的制度性保障。网易新闻公众号“谈心社”发表评论《日本真正的可怕之处:18年18人拿诺贝尔奖,却高兴不起来》指出,日本在21世纪能够连年获得诺奖,其实是几十年来的巨大付出换来的成果。1960年代,日本提出“振兴科学技术的综合基本政策”,将国民收入的2%用于科学研究,1971年又将目标提高到3%。至1975年,日本的研发经费总额占国民收入的2.11%,明显高于美、德、法等国。即使后来泡沫经济崩溃导致“失去的二十年”,日本也没有降低对研发经费的投入。

    在科研经费充足的保障下,日本学者享受着自由的科研环境。高校老师无需过分担心因没有科研成果受到惩罚,日本的科研申报采取课题注册制,不用经过层层审批,后续研究经费通常能保障获得迅速拨款。因为职业受尊重、工资待遇较好,学者享有高度的社会声望。根据1995年“日本社会阶层与社会移动”调查,在日本的187种职业中,大学教授的职业威望仅次于并列第一的法官、律师。

    另外,日本对基础教育的重视也为日本学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刘洪发现,早在明治时期,当时的日本政府就从甲午海战获得的2亿多两赔偿款中拨取1000万日元(约为赔款总额的2.8%)设立教育基金,资助日本的义务教育,由于这笔资金,日本儿童入学率至1898年已经达到97%,到1910年左右,日本已完全普及了国民教育。

    “谈心社”指出,日本的教育改革重视培养孩子的探索思维,有助于发掘科研人才。日本学校普遍不会片面强调知识传授,而是在幼儿园和小学阶段让学生与自然接触,培养学生对自然的好奇心。在课程设计上,日本的教科书引入了很多知名世界文学作品,注重科学精神,尊重个性,关注世界性的合作与和谐共存。通过开展因地制宜的课程设计,重视课外活动,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日本基础教育为学生进入高等教育阶段乃至投身科研打下了坚实基础。

    对此,本庶佑也表示,呵护或唤起年轻人的好奇心是中学教育的重中之重:“如果你给孩子太多的知识,你会扼杀了他们的好奇心。所以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教育,要激发孩子的好奇心,帮助他们发展思考的心,而不是一直接受别人给的知识。我们要给孩子基本的知识,但教太多的细节并不好,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自己找到答案的能力,这是我们要教孩子的。”

    更加发人深省的是,在连连获得诺奖的同时,日本人丝毫不减的忧患意识。“谈心社”梳理报道后发现,从2013年开始,日本政府发布的年度报告《科学技术白皮书》多次承认日本科技创新能力出现衰退,无论是论文数量、质量还是科研人才储备、研发资金投入都表现不佳。今年发布的白皮书再次指出,显示研究质量的“被多次引用的学术论文篇数”一项,日本在各个国家中的排名已从十年前的第4位下降到了第9位。

    对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中国古谚,日本人似乎有着骨子里的体认。“腾讯·大家”撰稿人姜建强在《知强守弱为日本人赢得了量产诺奖》一文中指出,基于逼仄地理环境诞生的悲情哲学自古以来就是日本人的集体无意识,催生着日本人强烈的忧患意识,这体现在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科技领域,连年获得诺奖的巨大荣耀并没有令日本人冲昏头脑。2017年的时候,2016年诺奖得主、东京工业大学名誉教授大隅良典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的采访时抨击安倍政府过度压缩科研经费,警告称日本人今后可能不会有诺奖获得者了。

    时刻警惕未来不幸的日本文化与赞扬成就、追求当下幸福圆满的中国文化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从文化的角度来说,这或许也是我们能够从日本连年获诺奖却依然保持警醒的观察中获得的更深层反思。“中国道教里有无为之术。日本天皇家在取中国道教的时候,把道教里的无为之术完全摈弃,并以神道教取而代之。所以他们的道教并不是中国的黄老之道。日本人借鉴中国人的辩证智慧,用‘知强守弱’的生存智慧赢得了安全,开始打造适合自己的世界性生存体系,并继续支配世界经济的王道。日本人明白,从转换视角来看,在唱衰中强大自己,在忧患中成熟自己是一种更高的生存智慧。”姜建强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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