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酒是个好东西，能够使人忘忧和解闷。中国文人就常借饮酒来获得某种暂时忘却痛苦的解脱，如“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嵇康)；“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陶渊明)；“自古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李白)；“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白日放歌须纵酒”、“漫卷诗书喜欲狂”(杜甫)。苏轼在《次韵胡完夫》中也说：“相从杯酒形骸外，笑说平生醉梦间。”其实他的酒量十分有限，稍饮即醉，但他常与朋友相聚宴游，在消酣耳热，半醉半醒的松弛状态下，神与物游，写下了不少风格高迈的绝妙诗文，流传后世。
有一次，他与客人在东坡雪堂夜饮，大醉，归家时但见江水连天、风露浩然，心意自然舒展，颇有非常适意之感，于是写下了这样一首词：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僮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谷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醉意朦胧，独自佇立于门外听江声，陶醉于自然界一片永恒的静穆和流逝之中 ，于是，想象自己忘却世俗生活和社会政治的束缚，乘一叶小舟飘流江海，透露出诗人对人生自由、适意的无限向往。
这种白日梦般的文学创作活动，就像饮酒和做梦一样，可以给人以某种愉悦和宽慰，进而传达某种人生感受和幻觉经验，使不堪忍受和缺乏自由的现实生活，变得轻松自在一些。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浪漫的艺术想象和审美创造，并不具备可实践的行为特质。这就是在饮酒以后产生的灵感创作。
与苏轼同时的二程，在谈到古今学者的不同时，说：“古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含儒者之学不可。”所谓“文章之学”，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文学”，故文人又可称为文章家；“训诂之学”，指汉、唐以章句注疏为主的儒家传统经学；“儒者之学”特指宋代以后兴起的新儒学，即理学。宋代的儒者已主要指理家而言。
可是，真正的文人做不了大政治家，真正的儒者也会在政治斗争中碰壁，而且碰得头破血流。因为他们过分富于理想和玄思，而缺少实际政治斗争的才干，不懂政治操作的技术。他们的政治理想很美好，而现实政治则完全不如想象的那么简单。政治运作不是诗，也不是书斋里的感想，而是权力意志和功利行为，它不能文质彬彬，不能温良恭俭让。玩政治的人，要无情、无廉、无耻；要具有审时度势的谋略和铁石心肠；要口是心非，口蜜腹剑；要会耍弄权术，善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朝令夕改，反复如常；政治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就是明目张胆的整人，就是策划于密室的阴谋。这些与文人的生命情调和儒者理想是格格不入的。他们虽具有治国平天下的社会政治理想和历史责任感， 但他们的才学和思想在实际政治中却难以发挥作用，甚至为拥有政治权势的人所忌恨和排斥。顶多在暂时被政治所利用一下，随声附合的创作岀某些理论为政治行为解释、服务，或牵强附会地为政治唱唱赞歌，写写颂词而已。
而出于道德义愤的社会批判，往往流于坐而论道的清议，除了足以证明文人、学者具有道德责任感和社会良心外，常常无补于时政。既然如此，求人不如求己，寄希望于于别人做圣人，不如先从自己做起，在为富不仁，天下无道的现实社会里，不为名利所动，不为私欲所牵，如“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贫居陋巷而能自得其乐。“平生不作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这种深受上述儒家思想、观念影响的一般百姓的做人处世态度，还是值得继续保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