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英国的第一个家,实为房东的车库。为了增加收入,房东把位于后院的车库一分为二,一间用于存放杂物,另一间则改头换面变成了出租房。每周收费60英镑(折合人民币900元)。
房间小得令人灰心。屋内沿壁摆有一张小床,一个大衣柜,外加一张小书桌,就已显得十分局促。由于没有暖气设备,房东提供了一个大油汀,往屋子正中一放,于是,我只能像螃蟹一样横着进出。
房间的采光还不错,朝南的一堵墙全部打穿改做了窗户。我常透过窗户遥望房东的家。那是一栋白墙红瓦的三层楼房,方方正正的。每当晚餐过后,他们家的客厅仍会灯火通明。两个金发碧眼的孩子围着桌子嘻笑着追逐小狗;男主人悠然地灌着啤酒专注在电脑前;女主人则支起烫衣板开始没完没了地熨衣服。一种浓浓的家的味道在空气中弥漫着,却止步于我的窗前。一道玻璃硬生生地隔出了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在我的小屋里,孤独和冷清是无边无际的……
为了消除寂寞,只好求助于电视。电视机是九英寸的,没有装有线电视,能接收的频道也就有限,还常常因信号太差,屏幕里的人要么瞬间变成了红脸关公,要么袅娜成了鬼影,渐渐也就失去了观看的兴趣。
于是,我早早地上床。本想睡个安稳觉,没料一墙之隔摆放着主人家的烘干机。入夜,房东常把洗好的衣服往里一搁就扬长而去,但随之而来的机器轰鸣声却要在我耳旁不依不饶地叫上一个多小时,仿佛睡在火车道边。后来鼓起勇气跟房东比划烘干机的事情,房东居然耸耸肩不无奇怪地问:“你怎么睡得那么早?”语言的障碍让我失去了底气,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那段日子里,三天两头往国内挂电话。家里问起我的住处,怎能告诉他们这里的房间比我家的厕所还要小!所以就乱吹一气,说得天花乱坠,老妈将信将疑,临了,她小心地问:“你该不是在骗我吧?”电话这头,我的眼泪已夺眶而出。
就这样,在小屋里窝了半年。次年夏初,语言学校的课程结束了,但大学的通知书却迟迟未到。为此,我和房东商量能否再住些时日。这个精明的英国女人答应得有些勉强,毕竟为了多收我几周的房钱而放跑了可以住上数月的房客,横竖都不划算。此后,她常借故来敲我的房门,拐着弯地问我何时搬走。一个月后,她干脆来到我打工的小店,神情严肃地让我立刻确认离开的日期,她说:“你已经影响了我的生意。”我的心抽痛起来,多日的忍让和委屈把我的眼睛烧得像青椒一般的绿,眼前这个青牙血嘴的鬼子是不会了解“人情”二字的。我咬牙切齿地说:“好,我今天就搬!”
当晚,我被同学的房东收留,没有落到流落街头的田地。仅隔数日,大学就来信了。我一路北上,来到了诺丁汉。之后,我住过学生公寓、小阁楼,最后还住上了一个大房间。记得每次去看出租房,总是情不自禁地将它们与小屋作对比,仿佛那小屋已成为心中的一道底线,足以令我挑剔的眼光变得宽容。毕竟那么差的条件都能扛下来,还有什么房子不能住呢?应该感谢小屋,它让我领悟了“苦尽甘来”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