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墙，既是”半路老外”的外在特征，又是他们幸福和痛苦的心理根源。一旦跨身墙上，便永远在选，没有尘埃落定
7月9日，34岁的卢敏敏带着一双儿女由北京起飞，14小时后降落在曾生活了8年的美国，这一次他们将在美国呆上4个月，以完成入美国籍的程序。而加入美国籍的原因，却是为了在北京定居。
卢敏敏和丈夫十年前双双赴美留学，五年后获得美国绿卡，2004年全家回国发展。按照美国政府规定，绿卡持有者离境时间最长不可超过半年，因此，卢在北京两年间已经回美国4次，大量的钱买了机票。去年冬天，他们在美逗留不到一星期，时差还没倒过来就回中国了。
今年，在终于办好了北京户口之后，卢决定加入美国国籍，一劳永逸地解决回美国的问题。“所有的半路老外都是骑墙分子”，卢敏敏承认，对她来说，入籍，是为了更坚定地骑墙。
通往幸福的迷墙
将来会在哪儿生活？对这个问题能给出明确答案的“半路老外”极其罕有。因为他们大都和卢敏敏一样在墙上骑着。
眼下，32岁的外企职员陈向前和妻子移民澳洲的所有手续已经办妥，只要在五年内去落地就成了。然而他们却不准备同时赴澳，而是决定陈向前一个人先去，看看找工作的情况怎么样；妻子则留在国内继续供他们前年刚买的大房子。“如果我爱人不走，经济上我们就没什么压力。”陈说，若那边的工作状况不好，妻子就干脆不去了，他一个人在那读个硕士后，换身份回来，或者去美国投亲靠友，继续寻找机会。“既然骑了，就骑得彻底”，陈说。
焦玉虹是天津人，五年前移民加拿大时，是一家外企的中层技术骨干，月薪4000元，丈夫是开发区的一名普通官员。“其实移民的动议是他提出的。”焦说她的老公“是那种特着急排队的人。他看当官的这队太慢，就转去排出国的队。其实我知道，在他心里，当官是一个很大的诱惑。”焦说，就在他们机票买好，行李打好的时候，命运突显转机，丈夫被提升到一个重要位置。“他激动、紧张，同时非常犹豫。”因为焦的丈夫是他们移民的主力申请人，一个星期后，全家还是按计划在温哥华落地。然而过了几天，丈夫就返回中国，告诉单位，他刚刚度了个假。如今，焦在结束了和丈夫四年的两地分居生涯后，回中国当了一个“半路老外”。焦现在最后悔的事，是当年走的时候清了户，她叹口气说：“什么时候都得脚踩两船，不踩是傻瓜。”
苦乐墙头
墙上的日子，有乐也有苦。卢敏敏为入籍的事刚回美国几天，丈夫也来到美国，在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对卢的丈夫来说，维持绿卡是当下最好的选择。每年他有若干次机会到美国公干，路费不成问题。同时，可以享受“百人计划”“长江学者”等针对归国学人的优待，更重要的，可以以中国公民身份申请国家重点项目基金。目前，卢的丈夫是某863项目首席科学家，而按照规定，这一位置的科学家不能是外籍。
卢敏敏丈夫所在的研究所里，有17位863首席科学家，其中一半以上是外国绿卡身份。所长、副所长在美国还有兼职。
在尽情领略墙上风光的同时，卢敏敏一家也饱尝骑墙的苦头。除了前段卢要一年两趟飞美国以外，办北京户口的过程，就给了他们迎头一击。因为十年前大学毕业时没有参加工作分配直接出国，他们手中无毕业派遣证。人事部门就说他们不是干部，而是工人，因此没法按引进人才办户口。所里拿出《人民日报》《神州学人》上对卢敏敏丈夫的报道给人事部门看，解释此人确实是青年科学家，但没有那十年前的一纸派遣证，人事部门还是坚持说他们是工人。挣扎了半年，好容易户口可以随迁了，但因为他们在国外育有两个孩子，被认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不仅孩子不予随迁，还被要求出具一个“婚内无子女证明”。“不给他俩办户口，就得证明他俩不存在！”卢敏敏觉得这样的政策逻辑简直幽默至极。
“既然一开始选择了骑墙就应该始终保持这个姿态，不然的话，会受到惩罚。”焦玉虹给记者举了一个不骑墙者的例子，此人就是她们的前总经理。原来，在她们区区30人的企业里，公司政治十分错综复杂。董事长、总经理、书记，三方永远在明争暗斗。总经理是美国国籍，当初禁不住书记的画饼，卖了房子，带着怀孕的妻子毅然回到中国。然而不到一年，已被人事斗争斗走了。如今，不仅许诺他的30万安家费和其他各种待遇都没实现，还被要求退缴临时住房、汽车、手机、笔记本电脑，一时间颇似丧家之犬。
我是谁？
任凭“半路老外”们怎样努力保持骑墙的平衡，但既然上了国别这面墙，文化含义上的身份彷徨终究不可避免。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对于入籍这种极端的身份转换方式的看法，在“半路老外”里居然已经产生了明显的代沟。张铁林是1983年到英国留学的，在之后的十年中迟迟没有下决心申请英籍，要不是欧洲生活中的诸多不便，张可能永远不会考虑入籍。90年代中，张被海外媒体问及宣誓效忠伊丽莎白女王二世时的感受，张很艰难地说，“在形式上入籍后，我在欧洲的生活中，反倒比以前更能做好一个中国人的角色。”张对本刊解释，早年在欧洲，他作为中国人在国际讲坛上人微言轻，而加入英国籍后，身份就成为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说出话来远比纯粹的中国人更受重视。但对于英国国籍，张铁林现在还认为难于启齿，不是什么光彩事，更没有什么好炫耀的。
同样被问到宣誓效忠女王时的感受，2005年加入加拿大籍的焦玉虹承认自己当时比较激动，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归属感。“我现在也这样说，我热爱加拿大。加拿大是惟一一个用植物做国旗的国家，她的国歌《哦，加拿大》也是平和地歌唱家乡和土地，我接触到的加拿大人善良朴实。在我心中有两个祖国，你不承认那我只好签证进来。加拿大和中国，就像老婆和老妈，请不要让我取舍。”
得知新一代移民中有这样的言论，张铁林觉得震惊，并直斥其价值观混乱。
除了入籍这种底线级的心理试探以外，对“半路老外”来说，选择骑墙的同时，就是选择了身心在文化休克(cultural shock)，与反向文化休克(cultural reshock)中的不断撕扯。简言之，就是你得在两边的文化间来回适应。
“在国外待了两年，对国内的现状有点畏惧了。想想国内的气候、交通、连道德水准都在日益下降，觉得自己以前真是无知者无畏。”“在国外感觉中国特危险，可是回国后发现大家都挺乐呵，而且每个人都疯狂地忙。”“在外面觉得国内的经济发展激动人心，可是好多刚从国外回来的人却惊讶地发现中国经济快要崩溃了！”“刚回国时，过马路我都过不去。”“过马路横冲直撞，想当然认为汽车会为我让路，结果被司机骂死。”“出国之前，觉得外国的生活方式很洋，从国外回来后，自认为已经学到了外国主流的生活方式，可是天天被老公说我土。”
不同采访对象的相关讲述，一致到几乎能连缀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在经历国外相对平稳发展的社会生活后，觉得中国不太有秩序是很自然的。特别是过去十年间，中国的变化之大，社会之复杂，令那些哪怕只是短暂离开的人在重返时也会产生强烈的不适应。”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勋强调，在移民研究中，身份的社会认知是很重要的课题。“这样的移民在心理上是非常苦的群体，他们永远在选，却没有终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