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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幸福的迷墙

发布日期:2018-09-01  来源:

骑墙,既是”半路老外”的外在特征,又是他们幸福和痛苦的心理根源。一旦跨身墙上,便永远在选,没有尘埃落定

7月9日,34岁的卢敏敏带着一双儿女由北京起飞,14小时后降落在曾生活了8年的美国,这一次他们将在美国呆上4个月,以完成入美国籍的程序。而加入美国籍的原因,却是为了在北京定居。

卢敏敏和丈夫十年前双双赴美留学,五年后获得美国绿卡,2004年全家回国发展。按照美国政府规定,绿卡持有者离境时间最长不可超过半年,因此,卢在北京两年间已经回美国4次,大量的钱买了机票。去年冬天,他们在美逗留不到一星期,时差还没倒过来就回中国了。

今年,在终于办好了北京户口之后,卢决定加入美国国籍,一劳永逸地解决回美国的问题。“所有的半路老外都是骑墙分子”,卢敏敏承认,对她来说,入籍,是为了更坚定地骑墙。

通往幸福的迷墙

将来会在哪儿生活?对这个问题能给出明确答案的“半路老外”极其罕有。因为他们大都和卢敏敏一样在墙上骑着。

眼下,32岁的外企职员陈向前和妻子移民澳洲的所有手续已经办妥,只要在五年内去落地就成了。然而他们却不准备同时赴澳,而是决定陈向前一个人先去,看看找工作的情况怎么样;妻子则留在国内继续供他们前年刚买的大房子。“如果我爱人不走,经济上我们就没什么压力。”陈说,若那边的工作状况不好,妻子就干脆不去了,他一个人在那读个硕士后,换身份回来,或者去美国投亲靠友,继续寻找机会。“既然骑了,就骑得彻底”,陈说。

焦玉虹是天津人,五年前移民加拿大时,是一家外企的中层技术骨干,月薪4000元,丈夫是开发区的一名普通官员。“其实移民的动议是他提出的。”焦说她的老公“是那种特着急排队的人。他看当官的这队太慢,就转去排出国的队。其实我知道,在他心里,当官是一个很大的诱惑。”焦说,就在他们机票买好,行李打好的时候,命运突显转机,丈夫被提升到一个重要位置。“他激动、紧张,同时非常犹豫。”因为焦的丈夫是他们移民的主力申请人,一个星期后,全家还是按计划在温哥华落地。然而过了几天,丈夫就返回中国,告诉单位,他刚刚度了个假。如今,焦在结束了和丈夫四年的两地分居生涯后,回中国当了一个“半路老外”。焦现在最后悔的事,是当年走的时候清了户,她叹口气说:“什么时候都得脚踩两船,不踩是傻瓜。”

苦乐墙头

墙上的日子,有乐也有苦。卢敏敏为入籍的事刚回美国几天,丈夫也来到美国,在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对卢的丈夫来说,维持绿卡是当下最好的选择。每年他有若干次机会到美国公干,路费不成问题。同时,可以享受“百人计划”“长江学者”等针对归国学人的优待,更重要的,可以以中国公民身份申请国家重点项目基金。目前,卢的丈夫是某863项目首席科学家,而按照规定,这一位置的科学家不能是外籍。

卢敏敏丈夫所在的研究所里,有17位863首席科学家,其中一半以上是外国绿卡身份。所长、副所长在美国还有兼职。

在尽情领略墙上风光的同时,卢敏敏一家也饱尝骑墙的苦头。除了前段卢要一年两趟飞美国以外,办北京户口的过程,就给了他们迎头一击。因为十年前大学毕业时没有参加工作分配直接出国,他们手中无毕业派遣证。人事部门就说他们不是干部,而是工人,因此没法按引进人才办户口。所里拿出《人民日报》《神州学人》上对卢敏敏丈夫的报道给人事部门看,解释此人确实是青年科学家,但没有那十年前的一纸派遣证,人事部门还是坚持说他们是工人。挣扎了半年,好容易户口可以随迁了,但因为他们在国外育有两个孩子,被认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不仅孩子不予随迁,还被要求出具一个“婚内无子女证明”。“不给他俩办户口,就得证明他俩不存在!”卢敏敏觉得这样的政策逻辑简直幽默至极。

 “既然一开始选择了骑墙就应该始终保持这个姿态,不然的话,会受到惩罚。”焦玉虹给记者举了一个不骑墙者的例子,此人就是她们的前总经理。原来,在她们区区30人的企业里,公司政治十分错综复杂。董事长、总经理、书记,三方永远在明争暗斗。总经理是美国国籍,当初禁不住书记的画饼,卖了房子,带着怀孕的妻子毅然回到中国。然而不到一年,已被人事斗争斗走了。如今,不仅许诺他的30万安家费和其他各种待遇都没实现,还被要求退缴临时住房、汽车、手机、笔记本电脑,一时间颇似丧家之犬。

我是谁?

任凭“半路老外”们怎样努力保持骑墙的平衡,但既然上了国别这面墙,文化含义上的身份彷徨终究不可避免。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对于入籍这种极端的身份转换方式的看法,在“半路老外”里居然已经产生了明显的代沟。张铁林是1983年到英国留学的,在之后的十年中迟迟没有下决心申请英籍,要不是欧洲生活中的诸多不便,张可能永远不会考虑入籍。90年代中,张被海外媒体问及宣誓效忠伊丽莎白女王二世时的感受,张很艰难地说,“在形式上入籍后,我在欧洲的生活中,反倒比以前更能做好一个中国人的角色。”张对本刊解释,早年在欧洲,他作为中国人在国际讲坛上人微言轻,而加入英国籍后,身份就成为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说出话来远比纯粹的中国人更受重视。但对于英国国籍,张铁林现在还认为难于启齿,不是什么光彩事,更没有什么好炫耀的。

同样被问到宣誓效忠女王时的感受,2005年加入加拿大籍的焦玉虹承认自己当时比较激动,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归属感。“我现在也这样说,我热爱加拿大。加拿大是惟一一个用植物做国旗的国家,她的国歌《哦,加拿大》也是平和地歌唱家乡和土地,我接触到的加拿大人善良朴实。在我心中有两个祖国,你不承认那我只好签证进来。加拿大和中国,就像老婆和老妈,请不要让我取舍。”

得知新一代移民中有这样的言论,张铁林觉得震惊,并直斥其价值观混乱。

除了入籍这种底线级的心理试探以外,对“半路老外”来说,选择骑墙的同时,就是选择了身心在文化休克(cultural shock),与反向文化休克(cultural reshock)中的不断撕扯。简言之,就是你得在两边的文化间来回适应。

“在国外待了两年,对国内的现状有点畏惧了。想想国内的气候、交通、连道德水准都在日益下降,觉得自己以前真是无知者无畏。”“在国外感觉中国特危险,可是回国后发现大家都挺乐呵,而且每个人都疯狂地忙。”“在外面觉得国内的经济发展激动人心,可是好多刚从国外回来的人却惊讶地发现中国经济快要崩溃了!”“刚回国时,过马路我都过不去。”“过马路横冲直撞,想当然认为汽车会为我让路,结果被司机骂死。”“出国之前,觉得外国的生活方式很洋,从国外回来后,自认为已经学到了外国主流的生活方式,可是天天被老公说我土。”

不同采访对象的相关讲述,一致到几乎能连缀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在经历国外相对平稳发展的社会生活后,觉得中国不太有秩序是很自然的。特别是过去十年间,中国的变化之大,社会之复杂,令那些哪怕只是短暂离开的人在重返时也会产生强烈的不适应。”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勋强调,在移民研究中,身份的社会认知是很重要的课题。“这样的移民在心理上是非常苦的群体,他们永远在选,却没有终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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