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小学的时候翻看过姚版的《李自成》，对其中描写商洛山中的一段印象深刻，久久不能忘怀。大意是这样，...坚定地站起身来，牵着缰绳，枣红马发出萧萧嘶鸣在山谷间回荡，远处官军的火把星星点点。这个段落还有其他段落充满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豪情，苍凉悲壮的气氛，表现了人物的坚毅果决和强大的意志力，为理想赴汤蹈火，坚信美好的理想一定能实现的信念。 后来又通读了姚版《李自成》，并阅读了俞版.
冯某说，姚版有拔高李自成及起义军形象之嫌。窃以为嫌疑不重。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为美好的社会奋斗，抗争不平的对待。这是很多包括李自成起义军在内的起义军的主旨。不能因为起义军的一些缺点就否定起义军的正义性正当性高尚性。小说不同于现实，是可以有高于生活的内容的。读者读的时候也知道是小说，与现实有差距。可是这样才能得到那种阅读的享受，那样才能体现文学性，艺术性。而且，一本小说,如果主人公主要是正面的，对主人公的美好的主要方面，着重笔墨，也无可厚非吧。
也许有的美好的正义的事物，比如有的起义军不很纯粹。有的时候，土地的承载力有限，而人口太多，又不加限制。这样的困难自身也有责任，导致的起义不很纯粹。但是不能否定美好的正义的，为美好的社会奋斗的主要方面。
姚版《李自成》重视艺术性，强调英雄主义气概，读着会有胸中豪情激荡的感觉，提升精气神.人物个性鲜明,富有张力.一股生动的感染人的气息扑面而来,主人公们如同活在当下,活在读者身边,或读者进入小说塑造的世界,与主人公们一起悲喜,一起豪情激荡。这样的作品是有鼓舞人的积极意义的。艺术的主人公，不是软绵绵，物欲横流的，是比较纯粹的，强调精神层面的。这就是良好的引导。如果世界上纯粹的高尚的人多了，世界就美好了。此作品艺术地，超越历史现实地塑造人物就有这样积极的作用。
总不能要求作品都像婆妈剧一样，平淡琐碎，胡乱纠缠。那样的不拔高，对于气势恢弘的长篇历史题材小说，对于要鼓舞人引导人为高尚的目标奋斗的英雄主义是不合适的。当然婆妈剧也没有可以拔高的东西。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古今一理，姚先生对于历史的夹叙夹议，是有托古论今的意思，如同《甲申三百年祭》。这些议论是深刻的思考，感慨，并不是无用无关的。虽然有的观点认为，从纯文学的角度，与文学性关联不大。然而，文学是人学，是人的故事。人的故事，是与非,正义非正义的议论，就可以是文学性的重要一部分。文学也不能变成纯生活的琐碎，胡乱纠缠的情感，物欲。就像有人说，应该是守望美好，窃以为还可以加上守望高尚。应该是导人向善，导人高尚。
那些议论，评论是姚版的特色，是恢弘气势的浓墨重彩，是姚先生对于古今道理的有感而发。去掉那些议论评论的俞版，虽然在纯文学性上还可以。但是由于对于不拔高的突出，从某个角度看有一点缺憾。当然作者可以有自己一派的观点和特色，但对于希望欣赏到气势恢弘，借古喻今，能引起古今共鸣的历史小说的读者，不拔高就是不尽正确的认识，甚至人物有面色苍白失血的感觉，有略显平淡的感觉。
姚俞两版本各有特色。作者的经历知识感悟也不相同。姚版的议论评论就是姚版的特色，使姚版独一无二，卓尔不群，是杰出。俞版本比较强调纯文学性，可以说是优秀。有的人说，姚有的描写拔高，说是那个年代历史观的不尽正确的影响。那个年代的历史观，对起义军的歌颂，虽有过的地方。可是总体是对的，抗争不平，向往美好总体是正义的。那个年代因为有那样的历史观，价值观，所以人们重精神，不太重物质。社会风气良好，人与人的关系相对比较简单轻松纯洁。说拔高的那种认识可能是没有达到姚那样的高度，以世俗，稍有点市井的看法看。
由于作者的经历知识，认识感悟都不尽相同。补写续写与原著风格很难分毫不差，一模一样。俞版走纯文学的路线是比较保险做法，不容易出错。同时把原著其他部分依照比较纯文学的路线进行简写，这样整体风格一致。通过设置医生与风尘女的故事描写江南的一些情况及江南风尘女所处环境，状况，与客人的关系，故事，北方风尘女的简况，这样倒是不错的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