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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加拿大华人的“差异”与“继承”

发布日期:2018-07-09  来源:
    作为加拿大第二代华人移民,

    屈思源的身上,

    继承着父辈坚韧且乐观豁达的品质,

    而幼年在不同国家生活、学习的经历,

    又让其对于自己的文化身份,

    保持着与父辈不尽相同的认知。

    

    本文原刊于《留学》2018年第12期 总第106期,

    原文《两代加拿大华人的“差异”与“继承”》

    恢复高考后考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控制专业,1989年被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机器人专业录取,回望过去,屈晶只是轻描淡写道,“历史的波浪正好打在这儿,我也被打进去了”。

    坚韧、刻苦,而又保持着乐观与豁然,屈晶的身上,有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留学生的特有标识。而这些被历史打磨出的品质,也顺延到了他们的后代身上。作为有着两种文化根基、分别在北京和温哥华生活过十几年的加拿大第二代华人移民,屈晶的儿子,屈思源,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中加两国文化交流的桥梁。

    “历史的波浪正好打在这儿”

    在1989年前往加拿大攻读研究生学位之前,屈晶就职于北京的一家研究所。自小喜爱英语、通过英文教科书和报刊了解到国外生活之后,“亲自到国外看一看”的想法,便一直存在于屈晶的心底。

    而促使屈晶将想法付诸实践的转折,产生于1984年。当时,屈晶工作的航天部,有了一个去美国费城参加第三届国际仪器仪表大会的名额,几轮考试之后,排名第一的屈晶顺利拿到名额。来到费城、亲身感受到了当时国内外的差距之后,屈晶出国留学的梦想被重新点燃。

    “一开始我是准备去美国的,也收到了很多美国不错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是在那个年代,国人的工资普遍比较低,所以我出去读书的申请条件便是,一定要给到全额奖学金。美国大学最高给的是半奖,所以就没有去成。”提起最终决定入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经历,屈晶用了“机缘巧合”四个字做了概括。

    屈晶的经历,跟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时间轴,正好吻合。严格意义上讲,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元年,也是1978年。教育的对外开放,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一个缩影。

    在这一年的6月23日,邓小平作出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指示,自此,我国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在调整与恢复中迎来了新的机遇。20天内,教育部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并确定了选派计划。而后,中国政府先后与美国、英国、埃及、加拿大、荷兰、意大利、日本、联邦德国、法国、比利时、澳大利亚等国政府商谈,达成交换留学生协议,自此,中国派遣留学生的出国渠道被打通,教育对外开放的序幕就此拉开。

    中国的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源自政府间的高层官员互访和双边教育合作协定,而民间力量则是这股历史洪流强有力的推动力。

    屈晶,正是汇成这股历史洪流中的一支。读航空航天大学,因为“坐飞机可以不用花钱”;决定去加拿大读书,因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给了我全奖”;顺利拿到了加拿大国籍,因为“看到身边的同学都申请,我也就申请了”。人生诸多重大的选择,在屈晶这里,却更像是仅仅源自于几个“天真且纯粹”的想法。就正如屈晶自己所说的那样,“历史的波浪正好打在这儿,我也被打进去了”。

     屈晶(前排左一)和屈思源(后排右二)摄于加拿大温哥华的家中

    加拿大小华人,回京经历短暂“水土不服”

    屈思源出生于1992年,在加拿大生活了9年之后,跟随父母举家迁回北京,在中国读完中学课程之后,屈思源再次回到加拿大。在采访中,屈思源用“一半一半”来量化自己在中国和加拿大生活的时间。

    因为在很小的年纪有了从加拿大温哥华搬往北京的经历,屈思源说,自己对于9岁之前的回忆,“印象深刻”。

    “当时的温哥华其实已经比较国际化和多元化了,这在很多方面都要表现,比如我的同学来自于各个国家,背景很多元化,然后我的学校,也在努力教育大家接纳不同的文化,包括鼓励我们用不同的语言唱生日歌。”屈思源如是说。

    在回到北京最初的时间里,屈思源经历了学习方式上的巨大不适应,“国内的作业明显比国外多很多。我的爷爷奶奶看到我在加拿大上学时候的样子,曾经取笑我说‘上学的时候书包是空的,回家的时候书包也是空的。“

    而更大的不适应,则更多的来自于国内课程的条条框框。“我在加拿大读二三年级的时候,课程也是比较随便的,老师在课前会召集在楼道里玩的学生回教室,然后学生也都是没有课桌的,大家坐在地毯上围成一个圈。回到北京,每次上课的时候,老师都会说‘同学们好’,然后我们还要起立,等老师说了坐下之后再坐下,一开始的时候,还挺不适应的。”屈思源告诉《留学》记者。

    尽管如此,提及这段幼年时候回北京生活和学习的经历,屈思源依然感慨,这是“父母做的很明智的决定”。“父母希望我可以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不要忘本,也是因为这段经历,我对自己的文化身份也有了更加准确的定位,也更加看清自己以后的发展方向。”屈思源坦言,希望自己可以做中加两国之间的文化桥梁,“我希望我的工作,可以服务到两国的人民,来促进到两国的友好交流。”

      2016年,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的毕业典礼上,屈思源被授予食品市场分析专业荣誉学位。图为屈思源(左二)和家人摄于UBC玫瑰花园。

    “很多苦难的背后,都是有祝福的”

    二十几岁的屈思源,也到了面临着人生抉择的时刻,一如当年选择辞掉工作赴加拿大留学的父亲。“思源现在也是年轻的时候,就像我留学年代的那个年龄,年轻的时候,遭遇到一些挫折和低谷,其实回过头来看并不是坏事”,在屈晶看来,尝过苦的滋味,方能品尝出甜的美好。

    从父亲身上,屈思源继承到了上一辈人严谨、认真、谦卑的品质。而屈晶则希望,儿子可以从他的经历中汲取到宝贵的养分,无论处在任何人生的低谷期,都有从头再来的勇气和信心。

    “很多苦难的背后,都是有祝福的”,提及苦难和挫折教育,这位经历过物质匮乏和生活磨难的父亲,展现出了其身上一以贯之的韧性,“你让我现在再去经历苦难,我还是能够弯下腰来,能够扛过去的,因为我就是从那个苦难的年代过来的。”

    而屈晶口中人生的最低谷,便是其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临近毕业的时期。“那个时候奖学金已经花完了,我还没找到工作,也没有创业,我太太还怀着思源,马上要过圣诞节了,别人大包小包地往家买东西,我们家连买菜的钱都快没有了。”如今再提及这段捉襟见肘的日子,感受不到屈晶情绪上的变化,似乎,这样苦难的日子,真的变成了祝福,融进了屈晶的生命。

    三十年,大不同

    近三十年间,中国和温哥华的巨变,在这父子两代人身上得以呈现。在1989年屈晶选择出国留学的年代,中国经济还没有腾飞,在国外的留学生生活条件也比较艰苦,甚至会遭遇到不同程度的歧视。

    “我刚来温哥华的时候,华人还不是太多,国内也还没有第一批富起来的人,大家都是穷学生,我们去唐人街,说着国语,商贩还不大愿意搭理我们”,屈晶描述着其刚到加拿大时的采购经历,跟如今在唐人街上,卖家遇到讲国语的人,会一直追着问“要买什么”的热情完全相反。

    而这样的差异,在父子两代人的专业选择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那个年代,因为中国刚刚恢复高考,也是百废待兴,所以国家要发展,需要科技先行,要靠科技治国,所以国家特别重视数理化等理工科的专业,也正因为此,‘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话广为传播。”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之下,屈晶的本科专业选择了自动控制,而研究生专业则是机器人。

    在儿子屈思源的专业选择上,屈晶也是鼓励其选择专业性比较强的专业,但是也开始意识到文科和商科类专业的优势。“随着市场上理工类毕业生的渐趋饱和,国家重视理工的这种局面被扭转了过来,其实国家要发展,各种人才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文科类的教育,非常有必要。”屈晶如是说。

    受父辈的影响,加之社会大环境的变迁,屈思源没有像父亲一样,选择专业性很强的理工类专业,而是选择了偏重文科的专业,目前,在加拿大从事传媒类的工作,并跟朋友一起,成立了一家留学公司,帮助国内学生做留学申请。

    如今,中国日渐飞速发展的经济,加之国内巨大的市场和潜在的机会,让越来越多留学在外的人开始看好国内的发展。“在国外的话,毕竟还是有文化差异存在的,在国内,各种规则和习俗都很熟悉,做事情就会比较如鱼得水。”屈晶说。

    而对于未来,屈思源坦陈,“自己还是一个未知数”,依然拥有着无限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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