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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购物,感觉每天都在出国

发布日期:2018-07-06  来源:
    李开周

    在民国时期购物,你会有一种感觉,感觉每天都在出国。

    如今出国购物,需要兑换货币,把人民币换成美元、英镑、欧元等;在民国时期购物,同样要兑换货币。有时候得把银两兑换成银元;有时候得把银元兑换成铜元;有时候得把铜元兑换成制钱;有时候得把制钱兑换成钱票;有时候得把钱票兑换成银票;有时候得把银票兑换成钞票……总之,你要跟名目繁杂林林总总的货币打交道,你得随时准备着把手头的钱兑换成另一种钱。

    民国的货币种类实在太多,以五四运动以后的北京为例,市面上能见到印着袁世凯头像的银元“袁大头”、印着孙中山头像的银元“孙大头”、印着老鹰和蛇的墨西哥银元“鹰洋”,以及写着“光绪元宝”字样的清末银元“龙洋”,甚至还能见到两广地区铸造的面值为两角或者一角的银元“毫洋”,还有四川军政府铸造的面值为一元的银元“厂洋”。

    除了这些白里透亮叮当作响的银元,在大宗交易如房地产买卖中,还能见到五十两一锭或者十两一锭的元宝,在日用品买卖等小额交易中又能见到大量的铜钱。铜钱又分很多种,有康熙通宝和乾隆通宝,有嘉庆通宝和同治通宝,有面值一文的制钱,也有面值十文和五十文的“大子儿”。

    银元、元宝和铜钱都是金属货币,除了这些金属货币你还能见到纸质货币,例如各大钱庄发行的钱票、各大银号发行的银票、南方国民政府发行的“毫洋券”、北方北洋政府发行的“大洋劵”、交通银行发行的“中交票”、农业银行发行的“新钞券”、日本正金银行发行的“正金票”、香港汇丰银行发行的“汇丰票”……再加上当时军阀割据、诸侯林立,几乎每个省都有自己发行的一套货币,从全国各地流入北京的纸币就有几十种。

    有些货币只能在北京流通,例如面值十文的“大子儿”。虽说面值十文,实际上只相当于两三枚制钱,而且只有北京人认可,到了外省没人要。有些货币只能在外地流通,例如四川军政府铸造的“厂洋”,在四川、云南和西藏都叫得响,拿到北京没人要。当年直奉战争,张作霖打跑吴佩孚,奉军浩浩荡荡开进首都,拿着钱向北京人买东西,谁也不愿收,为什么?因为他们用的钱都是“奉票”,只在东北和蒙古流通,去其他地方等于废纸。

    也有到哪儿都能叫得响的货币,例如银锭(即元宝),在国际贸易中都被认可。只是银锭太贵重,拿来买房买地买大宗商品可以,去小摊上买个烧饼也掏一元宝出来,烧饼摊老板把家里所有存款全部拿出来也未必找得开,太不方便。此外像“袁大头”、“鹰洋”、“龙洋”等银元,也是不便在日常买卖中使用。

    正是因为有些货币只能局部流通,有些货币不便日常使用,所以就得兑换。成都人到北京买房,得把腰包里的厂洋兑换成“袁大头”;北京人揣着“袁大头”去夜市吃地摊,也得先把它们兑换成制钱或者“大子儿”。去哪儿兑换呢?很简单,找钱铺、钱庄和银号就行了。现在内地人去香港购物,为了划算起见,需要找一家“两替店”,把人民币兑换成港币;而在民国时期,钱铺、钱庄和银号就像香港的“两替店”一样多,不愁没有兑换的地方。

    以一个民国人物的日记为例,来看看那时候的北京人怎样花钱。

    “1922年2月11日,雇大车搬家,先运书籍,后运木器,两次运完,每次付钱七百文,予去钱铺换大头一元。”雇车搬家,搬了两趟,每趟要付铜钱七百文,而手头没有这么多铜钱,于是拿着一块“袁大头”去钱铺换铜钱。那时候一块“袁大头”能换铜钱一千五百六十文,换来的铜钱除了付给搬家工人报酬,还能剩下一百多文。

    “1922年2月26日,与蔡元培、胡适、钱稻孙、顾颉刚、周作人等人在王府井大街东华饭店会饮,酒席钱二十五元,予换银二元,付四人小费。”请北京大学的一帮教授在高档酒店吃饭,结账的时候要付给四个服务员小费。要是每人给一块银元,就得花四块,太浪费了,赶紧把银元换成铜钱,每人递给几百文,沉甸甸的一堆,既省钱,又有面子。

    你瞧,搬个家得兑换一次货币,吃回饭也得兑换一次货币,民国人天天兑换货币,岂不跟出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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