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个小故事，表明我的一个立场。我上学时尤其是上初中时，老师常常要我参加批判会，比如批刘少奇的“读书无用论”、“剥削有功论”、“阶级斗争熄灭论”，批林彪的“克己复礼”论、“中庸之道”论、“不说谎话办不了大事”论……因为我当时的学习成绩还可以，尤其是作文写得好（不过是满纸谎言、胡说八道），老师便特别“器重”我，开会总少不了我上台。我小时候很腼腆，特别怕上台发言，有几次还以生病为由没有去学校，可毕竟上台发言还是比较多。然而，我却一次也没有批判“地、富、反、坏、右”。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做到的，好像读小学二年级时，参加一次学校组织的斗地主活动，老师把我叫到台上去后，我一直在那里发抖，老师只好让我下来。可能因为这个吧，老师认为我胆小，便不让我上台斗地主了。
我的初中是在另外一所学校上的。初一下学期的一个下午，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学校明天要斗一名叫苏振虎的地主，罪名是家里养了二十多只鸡。校长亲自点名要我上台发言（校长对我一直很“器重”），让我回家后好好写一篇批判稿。那天晚上，我几乎没有合眼，批判刘少奇、林彪还好一些，反正他们不在我面前，可要面对面斗地主，我没有这个胆量。我怎么去批判他，虽然我可以上纲上线乱写一通，给他扣几顶大帽子，可人家不过多养人几只鸡，我家就因为只有四五只鸡，不说吃鸡蛋，买个作业本、买瓶墨水，还要等好久。再说了，人家与我无冤无仇，我怎么开得了这个口？我想不去学校，可前几天刚刚因为逃避发言请过假，再请假也怕引起老师怀疑。第二天，我硬着头皮送到学校。刚进教室门，班主任就要我把批判拿出来审查，我只好说，我没有写。好像说了一个什么理由，家里什么事，我记不清了。老师很生气，铁青着脸，一言没发。我终于摆脱了上台发言的痛苦。我看见高我一年破一位姓雷的同学，指着地主苏振虎的鼻子骂了很久，涎水溅了地主满脸。从此以后，我学校基本上便不让我上台发言了。
曾经有人质疑过我的人品，我回答说，我人品说不上很好，但也没坏到那个地步。我是生长在文革这个特殊时期的，家里条件很差，而我学习成绩在我所就读的学校一直名列前茅，老师和家人都希望我能进步，上更多的学，长大以后有点出息。可我一直进步不起来。在我的学生时代乃至以后的岁月里，我都拒绝参加任何形式的暴力活动，甚至从来不去枪毙人的现场——我记得曾经有不少人争先恐后地甚至通过司法机关的“后门”去看枪毙犯人。我觉得杀人是件很残忍的事——不管这人该不该杀，他也是一条生命。我也没有过告密，陷害的行为。我这人特别同情那些比我还穷困潦倒的人。不是我思想好、道德品质高——我也有许多毛病和坏习惯，而是我生来就不是心红胆大之人，也注定不会有出息。不过我倒觉得，人还是应该胆小一些，心软一些，伤害同类的事尽量不做为好。因此，再来一次文革，也不是我的机会，倒极有可能是我的灾难。如果能有一次大的变革，我倒希望能够平等地与那些权贵和权威面对面辨论，对他们的一些观点和行为提出批评。当然，他们也可以这样对我。我希望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使用暴力和暴力语言。这是我的观点，也是我做人的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