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会博客
一个农村男孩儿冒着严寒上学，跑得急了点儿，到校时汗气蒸腾，已是冰花满头。照片发到网上，让众网友心疼不已。——在严寒地区，这样的情形本来司空见惯，可是城里的家长和孩子则不免大惊小怪，因为他们习惯了两步路也要开车接送。
生活富裕了，人心也变软了，同情他人，更娇惯自己。在举世贫穷的时代，人们普遍信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对痛苦的耐受力，远超今人。
读京剧“四大名旦”的传记，一些章节令我战栗。四大名旦是指上世纪二十年代由戏迷评选的四位乾旦：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他们是20世纪上半叶的“四大天王”，璀璨的光环，犹如水银灯下闪闪发光的满头翠钻！他们一趟巡演，挣的“大洋”要用面袋装。——可是有谁了解他们的台下艰辛与幕后血泪？
四大名旦全是苦孩子出身，有着炼狱般的学戏经历。程砚秋自幼拜艺人荣蝶仙为师，除了日日起早贪黑地练功，还要承担师傅家的一切杂活：收拾屋子，劈柴生火，买米买菜，打水洗衣，倒泔水刷尿盆……那时程砚秋多大？只有六岁！在今天，是爹呵娘护、开车送幼儿园的年龄！
学旦行要练“跷功”。“跷”是一对前尖后圆的枣木块，用布条绑在前脚掌上，脚后跟悬空，以模拟旧时妇女的三寸金莲。一个好的花旦
能踩着跷在台上行走如风，那是在鞭子催逼下练成的硬功夫。练时小腿肚要绑上竹签，腿一打弯，就往肉里扎！
荀慧生也是六岁学戏，为了练好跷功，他的跷任何时候都不得卸下，包括干家务和外出买东西。到乡下演出，师傅、师兄坐在骡车上，他要踩着跷跟在车后，一走就是半宿……
从前学戏叫“打戏”，打是必不可少的教学手段。程砚秋学艺刻苦，挨打不多。不过有一回因换了琴师，死活跟不上胡琴，他被师傅毒打一顿，落下腿部疾患。二十年后出访德国，才手术治愈。
荀慧生的境遇就更惨，他是被爹娘以七十块银元的身价卖给庞姓师傅的，签的是“红契”：“生死父母不得过问，学艺期间父母不得探视。”师傅一不高兴，掌掴脚踢是家常便饭。更厉害的是棍棒、鞭子，打时师娘按着头，师傅的两个儿子按着脚——听过荀慧生唱戏的千千万万，又有几人听过一个不满十岁的孩子撕心裂肺的无助哭喊？
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八岁入三乐社“坐科”学艺。科班教学也讲打。一次尚小云跟一位姓唐的老师学唱《落花园》，有一句唱腔接连几遍都没唱准。老师大怒，跳起来用硬木戒尺朝他肚子上尽力一捅，不想竟刺破肚皮，尚小云登时血流如注，昏倒在地！
这些事例，搁今天哪一件都可按伤害罪起诉，施虐者少说也要判上几年。可奇怪的是，那时的徒弟们竟都选择默默承受。受伤害最深的尚小云，养伤时还不忘把那句招致血光之灾的唱腔练熟，伤愈后第一件事，就是唱给心怀愧疚的唐老师听。出师后，这些饱受摧残的学徒也大都不计前嫌，以各种方式回馈师傅，乃至为他们养老送終。
那时的学徒似乎有个共同信念：师傅是为我好，是赏我饭吃！——这想法即便不是发自内心的，也是家庭、社会、行业反复灌输的。内在的心理承受与外在的粗暴教学相结合，居然也培养出一大批梨园精英！
有人由此得出结论：看来不打不行！——此言差矣。同为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学艺就几乎没挨过打。他的先天条件并不好，但遇上了好老师，自己又“笨鸟先飞”，“人十焉，我百焉”，甚至不止一次晕倒在练功场上。而这位没挨过棍棒的艺术家，恰恰坐着四大名旦的头把交椅！
我忽然明白戏曲界最高奖项为何取名“梅花”——“梅花香自苦寒来”啊。这“苦寒”无论是外加的，还是自找的，都是“散作乾坤万里香”的必然前提。这个道理，又是那些见“冰花”而心惊的人所难以领会的。
同情是一种高贵的品质，我丝毫没有贬低今人的意思。不过我认为冰花孩子最需要的是一顶带护耳的帽子以及近在咫尺的学堂，捐款云云，其实大可不必。
说到我们自己，还是不要抱怨吧！你“葛瘫”于沙发之上，打着“王者荣耀”，冷热开空调，饥渴叫外卖，把新时代、新技术带来的一切舒适便利享受到无以复加；却又一味怨天尤人，吐槽没有好爹娘，没赶上好机遇，没碰着好老师、好老板……每逢这时，你不妨想想四大名旦的荣耀与辛酸——即便改变不了什么，但至少心理上可以平和一点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