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照

在斯德哥尔摩的美国使馆内，办事人员冷冷地把我的护照给甩了出来。“对不起，我们不能给你签证”。
那是四年前的事了。当时要去纽约开一个为时不过一周的学术会议，已经订好了旅馆和机票。
“为什么？”我不解地问。
“因为你在瑞典没有深入的社会关系。”
深入的社会关系？我的家在这里，我在大学里读书，这些都算不算社会关系？算。那么够不够深入？不够。要怎样才够深入？那个瘦高的面色严峻的男人不耐烦地说：“我们认为不够就是不够，谁能保证你开完会后不会留在美国？下一个！”
接下来我给会议组织者发了传真，告诉他们我不能成行的原因。
“不可思议！我们立刻给斯德哥尔摩的美国使馆发传真，请求他们给你发签证。你明天再去申请一次，祝你好运！”会议的组织者热心地鼓励着我。
第二天，我又把申请表和护照再一次地递了进去。
“昨天不是拒签了吗？怎么今天又来一次？”还是那个瘦高的男人。这次他似乎已经不耐烦到了极点。
我有丈夫，有孩子，有大学的奖学金，我没有理由抛弃我的家人我的学业到美国去安家，而且去美国不过是参加一个为时一周的学术会议……。不容我说完，那个男人已经拿起了一枚公章，在我的护照的最后一页的左下角啪地一声盖了下去。
“下一个！”
那是美国使馆的拒签章。后来我放弃了努力，退了机票和预订好的旅馆。那几天，我的眼睛总是酸酸的，心也隐隐地痛。是的，我不能不承认，那是一种彻骨的，被羞辱被鄙视被践踏的感觉。
“我们真的很抱歉，真的。希望这不至于影响你对美国和所有美国人的印象。”会议的组织者给我打来长途，在电话里，他一再地这样讲。
其实，我并没有因此改变多少美国和美国人在我心中的印象。我所痛切感到的是我——作为一个持中国护照的中国人——在别国人眼中心中的低劣的形象。
这种感觉象影子一样伴随着我，让我在每一次签证申请的过程中，在入关出关的当口，被怀疑的不信任不尊重的眼光所审视。“我们不能给你过境签证”，这是巴西住巴拉圭使馆的一位职员在看了我的中国护照之后果断的决定。那时我正要从巴拉圭飞回瑞典，要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换两次机。由于从里约热内卢到圣保罗是巴西的国内航班，我就必须要有那该死的巴西过境签证。丈夫跟我同行，他的护照可以使他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通行无阻，无需签证。而我，他的妻子，却必须面对一个又一个几乎无法逾越的阻挡和难关。我们无奈，只好到航空公司去改航班，等了一个上午，多付了无据可查的几百美元，总算是绕 过了里约热内卢，在圣保罗换机，回到了瑞典。
不仅是在不穷不富的南美，就是在南亚穷得叮当作响的缅甸，我也同样地受到几乎相同的款待。入境，同行的瑞典人安娜一帆风顺，而我却要在海关官员上下打量疑疑惑惑的表情下，等待了将近一个小时。没有解释，没有道歉。出关，给安娜盖章只花了不到半分钟的时间，而我和我的护照去被翻来覆去地审视对照 ，官员后来又拿走了我的护照，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没有解释，还是没有道歉。其实也无需他们解释，唯一的原因，不过是因为我手里的那本中国护照罢了。
几天前在海滨浴场，遇到了一个推着婴儿车的中国女人。见到中国人，我总是感到一种说不出的亲切。于是上前跟她打招呼。她很高兴的样子，问我从哪里来住在哪里叫什么名字，我一一作答。她告诉我她来瑞典已经一年了，丈夫是大陆来的公派研究生。我也问了她的名字。
“我叫爱玛。我儿子叫埃瑞克。”她忙忙地答。
我很诧异，你没有中文名字吗？
“有，不过大家都叫我爱玛。”她急急地辩解。
我看了看黄皮的爱玛还有她那黄皮的儿子，不知怎的，就想起了中国护照，想起了持照人已经面对和将要面对的一个又一个使馆，一个又一个海关，永远的藐视、轻视、不信任和拒绝，还有锯子割在绸缎上那种牵牵扯扯的痛。
作一个中国人，的确是需要勇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