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的华人社会存在着一种让人见怪不怪的现象：一个老板把在中国的亲属，或者是其他人以办工作签证、CUPO的形式带到西班牙来，不用该人支付任何费用，交换条件只需当事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白给老板做3年，或者是5年。约定时间做满后，老板就会把你的居留证交还给你，给你自由。表面看作为一种两相情愿的交换条件，老板不要你花一分钱就把你带到国外发展，工人理所应当地要去白给老板做，合情合理。但这白做3年，或者是5年的期限是依据什么制订出来的，在此期间工人的付出是否能与那十几万人民币等价却没有人想过。因为该交换条件是在“买方市场”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产生的。对此，失衡的劳资关系在特定环境中难免就会酝酿出新劳资矛盾，发生一些不该发生的故事。浙江丽水女孩阿丽（化名）就是其中的一位。
异国淘金 没料自己会去做厨房工
2008年3月，21岁的浙江丽水女孩阿丽通过国内亲戚的联系，以劳工签证的形式来到西班牙北部城市BILBAO附近的一个青田人家中。
在阿丽的家乡，出国淘金成为时尚，一些年轻人想方设法去圆自己的出国梦，为此不惜举债。但也有不花钱的，那就是事成之后给办事情的老板去做“包身工”，规定时间坐满后方能离开。阿丽的家人根据实际情况，为其选择了后一种，条件是白做4年工。
考虑到阿丽的个子不高，身体孱弱，在签证批准后，阿丽父母就开始积极与西班牙的那位中餐馆老板商量，看是否有可能白做两年，另外两年以现金方式支付，为的是让女儿在国外少遭罪。但不知道为什么，那个餐馆老板就是不接电话。无奈中阿丽只得在忐忑不安中启程。
按照阿丽与该中餐馆老板的签约，阿丽来到西班牙是在家中作保姆。但没想到与老板见面后，老板对她的工作进行了再分配，让她去餐馆做酒吧。对此阿丽向老板转达了父母意见，并与之商量能否少做一年，中国的家里可以多付些钱给餐馆老板。听罢阿丽的话中餐馆老板直摇头，说如果是过去还有得商量，但现在却不行。因为经济危机开始后申请劳工签证已经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带出来的人只能多做，不能少做，4年时间一点也不能少，钱他一分不会要，要的就是阿丽在这里做下去。看到老板态度如此坚决，阿丽也不好再说什么，此就在中餐馆做下来。
由于身材瘦弱，个子矮小的阿丽做起酒吧总是不能让老板满意，出现了工作上的失误就会受到处罚——到厨房中去洗碗。刚开始这样的处罚是偶尔才有，时间长了就是虱子多了不怕咬，去厨房洗碗就逐渐多起来。当时间到了2008年12月份的时候，一次，阿丽的工作让老板再次发怒，这回阿丽没有上次那样幸运，而是真正进了厨房，不但要洗碗，而且要做油锅工。
自己一个个头只有1.5米左右的弱小女孩去做厨房油锅工，这是阿丽做出国前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但事已至此自己只能咬牙做下去。刚开始的时候阿丽面对总是做不完的一大堆事情一筹莫展，好在厨房的师傅看她可怜，不时好心过来帮助自己一把。否则阿丽无论如何撑不到今天。
中餐馆是三人厨房。作为油锅工星期一要打春卷皮，包春卷和馄饨；星期二要杀鸡、做鸡球、鸡排；星期三卤鸭子、炸排骨；星期四要自己和面，做面包，一连4天紧忙活。每天除了油锅工作，还要兼带洗碗。过去在中国对厨房一窍不通的小姑娘阿丽在此环境中学会了油锅的各项操作技能。
以做面包为例，每到星期四阿丽就要将20包面粉倒进大盆，用一个女孩孱弱的臂膀去搅动那越来越紧的面粉，做一会儿就会汗流浃背。有时实在累得支持不下去了，阿丽就停下来歇一会儿，稍事片刻接着干。因为厨房里每个人都在忙，没人能分担自己的工作。
到了不备料的时候，就是到了最忙的时候。从周五开始，阿丽的油锅就开始忙得团团转，有时单子下来，一下就有20多条春卷炸下去，阿丽忙得七窍生烟，还要忍受老板娘的责骂，在处理完油锅上的事情赶紧去洗碗。
紧张的工作开始让阿丽体力逐渐不支。厨房最忙的时候几个灶眼一起开，油烟和闷热的工作环境终于让阿丽产生不适应症状。采访中阿丽说，几次在炸春卷的时候，耳听着抽风机在响，眼看着春卷在油锅中翻动，只觉得周围的人影绰绰，头晕晕的已经说不出话来，好几次都差点摔倒。
阿丽怀疑自己是工作中中暑，就去看了医生。医生在检查后对说，阿丽的脑部血管有血淤积现象，不能再工作，必须休息。
但阿丽明白，自己是不可能休息的。只要不倒下，就得坚持上班；但真要一直这样做下去，自己是无论如何吃不消了。于是，阿丽萌生了悄悄离开餐馆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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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重负 忍无可忍逃离中餐馆
无独有偶，2009年初，餐馆老板家有来了一个与阿丽年龄相仿的女孩。平时女孩在老板家中带孩子作保姆，不看孩子的时候也要到餐馆中做酒吧。劳累与精神上的压抑和相同的经历让连个女孩很快在感情上产生了共鸣。女孩对阿丽提议悄悄离开中餐馆，去其他城市谋生。
阿丽早有此想法。女孩此言一出，两人一拍即合，马上开始酝酿出逃计划。此期间女孩用躺在被窝里手机与在其他城市的朋友联系落脚地点事宜，不巧被老板娘听见，所幸老板娘粗心，以为女孩是在与中国的家人聊天，让其侥幸蒙混过关。
为让出逃行动不被人察觉，阿丽以自己出正水痘，怕传染他人为由单独搬到一个房间居住。而那个女孩也做好了相关准备。万事俱备，只等出逃。
7月28日凌晨六点多钟，同住家的工人还在各自房间酣睡。阿丽和女孩拖着笨重的行李，蹑手蹑脚悄悄离开了住家。
北部小城的凌晨没有出租车，风很冷，两个女孩更是紧张得要死，生怕老板察觉追上来。按照提前设计好的行动路线，她们没有去附近的汽车站，而是拖着行李步行一个多小时，来到城市的另外一个车站候车。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一旦老板察觉，不能很快找到她们。好在出逃计划一切顺利。在到达指定地点后，阿丽和女孩很快乘上开往马德里的汽车。
汽车在告诉公路上行驶，在大约10点钟的时候，那个女孩的手机响起来。
原来是老板的家人在起床后，一直没有看到女孩来接孩子，于是将电话打过来。女孩一看，就关闭了手机。
到达马德里后阿丽与女孩住进了接应的朋友家中。安顿下来后，北部餐馆老板的行动也通过越洋电话传到两个出逃者耳朵里。
发现两个女孩的真正行动意图后，北部中餐馆老板气得暴跳如雷，给那个女孩的家人通过了电话，认定此次出逃行动是女孩唆使，主犯是女孩。扬言如果女孩的家人不拿出两个人的费用36万元人民币的话，就要找女孩中国的家人麻烦。
面对餐馆老板的胁迫，女孩开始感到了害怕，有重新回去工作的念头。但阿丽此时却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已经死了回去的心思。于是在31日，阿丽通过报纸找到一份中餐馆的工作，就此离开了自己的朋友。
但找工的事情并不顺利。阿丽与中餐馆老板娘在电话中沟通时，老板娘让阿丽在一路地铁LA LATINA站出口等她。但等阿丽拖着沉重的行李赶到指定地点后，一直等到天黑也没有见到餐馆老板娘的踪影，再与对方联系，对方就不再接她的电话。
此时阿丽心清沮丧了了极点。无奈中她只得向过路的中国人打听华人旅社在哪里。准备先找到睡觉的地方再说。但没想到原本去USERA，却坐过了两站，出了地铁口后阿丽完全迷失了方向。
于是阿丽就拖着行李一步步向前走，边走边打听华人旅馆的地址。后来实在走不动了，就在一个居民区的绿地中停下来，准备就地露天休息。
天逐渐黑下来。周围的一些西班牙老人看到一个年轻的中国女孩在小公园的绿地上椅子上睡觉，就好心过来告诉阿丽，说这里不安全，附近有旅馆，让阿丽赶快过去。但走了一天阿丽再也没有力气去走动，就想好好睡一觉。于是那些好心的西班牙老人就这样陪着她，一直到夜里一点钟后才陆续离开。
第二天，疲惫不堪的阿丽坐地铁准备去一个朋友家想办法，在打听路线时与本报记者邂逅。
在记者的指点下，阿丽总算找到了一个安身之地。采访中她说，由于各种材料，包括护照，居留都扣在餐馆老板手中，这些东西拿回来还要颇费一番周折，找工都很麻烦。对于今后的设想，阿丽只想赶快找到一份工作，首先解决吃的问题。
8月1日下午，阿丽在朋友的帮助下来到当地警局报警，准备通过其他渠道索取自己的护照和居留卡。
对此记者也就此事咨询了相关律师。律师指出，中餐馆老板目前扣留阿丽的证件已经触犯了法律，属于非法扣留他人证件。通过经警方干预即可顺利拿回自己的证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