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清早，天还黑咕隆咚的，我们就出发了。
此行是到普渡大学跟对方乒乓球队举行对抗赛。早在夏天，对方就邀请我们去比赛了，不过我们好像有些怠慢对方，偏要对方到我们这里来比赛。冬天都快要告罄，伊朗籍主席阿巴斯终于跟对方讲好，我们去比赛。
比赛的结果不说也罢，像一场恶梦不能回味。我算是明白了当初咱们中国的刘长春漂洋过海到美国参加奥运会的惨状。他也算当初咱中华第一飞人了，可怜一路颠簸，呕吐近月，到了跑道上，随着一声凄厉的发令枪声，刘飞人翻开了一生最耻辱的一页。
今天的耻辱轮到了我，昨晚就没有睡好，今天早上还起个绝早，充当车夫。两小时的车程、240公里被我一人独力担当，未到赛场，我的体力已然耗尽。
我的乘客都是博士生，三个化学博士生、一个物理博士生。德国双煞莫里欧和图曼，波斯武士阿巴斯，还有莫里欧的女朋友沙娜。
本来以为沙娜是美国人，后来一问才知道她是非洲大陆来的。莫里欧要跟女朋友缠绵，所以坐在最后排，图曼落单，坐在中排。阿巴斯坐在我旁边。去的路上就跟阿巴斯聊古时的波斯和现在的伊朗，从镜子里看后方情景的时候，除了看到长蛇一样的车流，还看到了沉睡中的黑玫瑰沙娜。
她轻轻倚在日尔曼英俊青年的肩头，希特勒曾经为纯洁日尔曼人的血统而呐喊鼓噪，现在，却看到他和她如此恩爱一处，心里不禁涌起一阵感动。
比赛的间隙，我去喝水，路过一个练舞厅，从门上方的窗子看进去，一个白人姑娘正在跳着芭蕾。高挑的身材，黑色的舞裙，在舒缓的音乐下像一个夏末的蝴蝶，又像秋湖上一道起伏有致的浪。莫里欧手挽着沙娜的蛮腰在阳光下并肩而行是一首诗，这个怡然起舞的姑娘也是一首诗。生活真美！
我孜孜不倦地从阿巴斯那里淘了好多关于伊朗的故事。阿巴斯的老婆不戴面纱，我今天乍着胆子问他为什么？他说一定带面纱是今天伊朗社会的规定，但《可兰经》里只是说最好戴，而不是一定要戴。伊朗规定年轻人一定要从军，但是阿巴斯交了5000美金，并得到学校的同意，从而得以至少5年不服兵役。
那么以后呢？阿巴斯是打算在美国扎根的，所以他这一辈子都不会成为真正的伊朗战士了。
在伊朗，盗贼偷了四次，就要被宰掉一根手指，再偷，就得截去手腕以下。阿巴斯的大学是全伊朗最好的大学，但不是德黑兰大学。他的同班同学中有三分之一到了美国，其中两人在麻省，一人在斯坦福，一人在哈佛……
我跟阿巴斯很认真地探讨了巴列维亲王的改革和霍梅尼的革命，他说巴列维走得太快，答应的又没有兑现。
在我看来，巴列维的失败是抛弃传统价值的失败，阿巴斯好像同意了。但是，当我企图把他的失败和霍梅尼的胜利归结为精神的原因的时候，他却不同意。不过，他又说，伊朗有道德高于一切的传统，在道德的命令下，经济是可以牺牲的。
伊朗是伊斯兰国家，阿拉伯国家是伊斯兰国家，我问阿巴斯，他的祖国跟其他伊斯兰国家的最大区别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是政教合一。
我将信将疑。在霍梅尼那里当然是的，他是一个精神领袖，也是一个政治领袖，那么现在的总统呢？他是一个工程博士，在宗教界并没有担任要职。
沙娜非常健谈，英语说得流畅无比，纯正无瑕，有时还带点F词，所以我开始认为她是非洲裔美国人呢。一起聊天的时候，听她讲“我们非洲……”才问了她究竟。她说她来自加纳。
我告诉她，我有一个街坊也来自加纳，是个酋长的儿子，兄弟姐妹有40来人。他的母亲非常重视教育，在他年幼的时候，就鼓励他，一定要拿个博士，甭管是洗衣服的博士，还是扫大街的博士。
沙娜笑了笑，证实了那不会有假。她说，她的祖母那一辈都不识字，但都非常重视下一代的教育，她的兄弟姐妹就有好几个医学博士和法律博士。
问她可以说多少语言，她说可以说四种加纳土语。在家里一直讲英文，上中学的时候，同学们都冷落她，认为她以黑为耻，希望自己生来是个白人。后来，她奋发图强，就一气学了四种加纳土语。
回家的路上，莫里欧跟阿巴斯谈论起了量子物理学，于是，阿巴斯就到了中排去。莫里欧正在修这门课，阿巴斯曾经花了整整三年时间学量子物理学，所以，就听得阿巴斯有声有色跟莫里欧分析作业题。
我只知道普朗克、波尔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听着他们一路谈论，即使做一个喜欢热闹的看客也难了。于是，我专心看起外面的风景。
昨天一天阴郁，天像漏了一样雨下个不停，今天却好，秋高气爽。公路上落叶随着秋风四处飘舞，大群的小鸟在高处嬉戏，细密得像秋风中纷纷扬扬的叶片。深秋将尽，冬天的幕布不久就要覆盖大地。这个星期六不以乒乓球的记忆而存在于我的生活，而会以一个认识世界和它的居民的新奇一刻长存于我的记忆之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