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头一次遇到丹尼尔时，就与他发生了交锋。
1999年9月初，渥太华的卡尔顿大学安排我们专业这一届新硕士生，在一位教授家与教授们和高年级的同学一起聚餐。这是我跟丹尼尔的第一次见面。
他似乎对中国特别感兴趣。他跟我聊了一会儿后，便问身边的一位教授：“你认为是中国解放了西藏，还是占领了西藏？”
“我的上帝啊！” 教授扔下惊叹，赶紧熘了。
他又逮住了另一位教授，他得到的回答是“我的天啦！”
此时，丹尼尔得意地笑了。他接着把同样的问题扔向了我。
“请你先告诉我，你说的China指的是什么？” 我脱口而出。因为China还有瓷器的意思。
他先是一愣，然后自言自语发感叹：“我的上帝啊！你可以当一位出色的外交官。” 这就是我们交锋的第一个回合。
后来，从互联网上，我发现也有中国留学生遇到同样的“外交”问题。其针锋相对的答复则为：“你认为是欧洲人占领了北美，还是解放了北美？” 那天晚上，我要是如是作答，可能会酿成冲突。
丹尼尔早我一年入学。他是法国人，金发碧眼，身高在一米八五以上，喜欢说个不停，而且吃个不停。一会儿，他在食品桌旁向几位女生侃开了。他见我过来添食物，便又向我开了一炮。
“你结婚了吗？”
“你在这些漂亮的女同学面前问了一个多么愚蠢的问题呀！我的上帝啊！请你快原谅他吧！” 我的不假思索让女同学笑弯了腰。
他也只好随女同学们一起哈哈大笑， 聊以自我解嘲。
聚餐结束，大家离开时，他却抢着要吻几位靓女。“我可以吻这位美人儿，我是法国人，我可以这样！” 他一边亲着女同学的手背，一边如此大言不惭。
以前，我只是从杂志上获悉，法国人三种嘴上功夫----好吃好吹好亲嘴了得。那天晚上，丹尼尔尽显风采，让我眼见为实。
我和他第一次在课堂上相遇，是《统计学》这们课。老师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傻得象教授的老教授。他课讲得好，但习题却不易做，考试起来更麻烦。一个学期有两次期中考试。第二次期中考试后，总坐在第一排的丹尼尔便从课堂上消失了。他眼看通不过，就只好先丢掉，等以后再修。
同他混熟后，他邀我去学校酒吧喝一杯。他还邀了其他几位同学。整个晚上，我们都在洗耳恭听他的神侃。
他出生在巴黎，父亲是位医生。十多岁时，他父亲去叙利亚工作时，带上了他。他在那里学会了阿拉伯语。几年后，他回法国服兵役，驻扎在西德。中东战争爆发后，由于他会阿拉伯语，被编入了维和部队，又回到了中东。他说有几次执行任务时，差一点就没命了。他后来都忘了，当时是在唿唤真主，还是上帝的名字来保佑自己。
九十年代初，他到美国田纳西州上大学，学的是政治学。说到这里，他眼睛一亮。他转向我，狡黠地一笑。他在我眼前伸开了三个特长号手指。原来，那段时间他曾经有过三个中国女朋友。她们分别来自北京，上海和香港。一丝悲哀和恼怒的感觉向我涌来。他完全没看出我表情的变化，还眉飞色舞般地向我描述这三位前女友之异同。我宁愿他的这段罗曼史纯属虚构。
他本科毕业后，在美国没找到工作，又辗转去了日本。他一下子找到十个工作，并把他的特长手指又往前一晃。他既教英语又教法语，可把他忙坏了。当然，他也赚了不少日元。他还邂逅了一位叫裕美子的日本姑娘，并喜结连理。
他诡秘地问起我和同桌另一位加拿大小伙的婚姻状况。我告诉他，我不但已婚，而且女儿都一米多高了。他坚决表示不信。
“象你这把年纪，在中国农村早当爷爷了。” 我反唇相讥。
他是五八年出生的，比我大一截。我已是大学同班同学娶妻最晚的，我结婚时，有的同学“换妻”都折腾好几回了。
“这我知道。但是你知道，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五十多岁才娶妻生子。” 他说的一点也不假。看来，国际国内的平民百姓都爱用领袖来举例说明。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嘛！这好象也是一位领袖说的。
他一直嚷嚷着要来我家吃中国菜。一个周末，他携妻子前来。我首先用豆腐脑招待他们。他们从来没尝过这道“中国菜”，觉得非常美妙。裕美子正怀孕。我告诉他们，裕美子要多吃豆腐脑，将来他们的混血儿的皮肤不但会象爸爸一样白，而且会非常细腻。打那以后，他们常去唐人街买豆府系列制品。
一周后，他邀请我们一家子去他家吃法国菜。餐桌上摆有葡萄酒，烤鸡和蔬菜。葡萄酒很美味，鸡有点烤煳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蔬菜主要是水煮四季豆。下一轮我作东时，我在侃到中华饮食文化时，才实话实说地告诉他俩，水煮四季豆乃中国菜讲究色香味之大忌。丹尼尔显得大惊失色。
我每个学期都要和他同上一门课。他在课堂上积极发言，主动参与讨论。每当有人夸奖他的观点很有见地时，他就道出了实情：“我喜欢定性分析，害怕定量分析。” 他指的是?统计学?这样的有计算内容的课，实在是让他发懵。
一次，我们去机场送同学后，我载他回家。他又向我发难了。
“老同学，你说说这‘生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他煞有介事地说。
丹尼尔居然是位“洋”潘晓，我暗自觉得好笑。就此问题，本人也曾经困惑过好几年。后来，我发现与他人探讨此一严肃问题时，讲一串革命大道理毫无用处。最佳答案是：“你父母辛辛苦苦把你‘生’下来后，你就得好好‘活’着。再则， 天下这么多好看好笑好吃的东西，就值得好好‘活着’，这就是‘生活’的意义！”
丹尼尔听后，大笑一阵，便不再言语。
2001年夏季学期结束时，我们九九级的同学大都毕业了。他却还差《统计学》没修。 他承认害怕计算题，但他也抱怨教《统计学》的教授是个怪老头。两年后，这门课终于换了教授。他满心欢喜满怀希望地又坐在了《统计学》的课堂第一排。但期终考试却未及格。
上个月，他约我们几位去一家西班牙餐馆为裕美子过生日。寒喧时，他说他还要重修《统计学》。
“这次，《统计学》的教授更邪乎，有四成同学不及格。” 他编造一个美丽谎言来挽回一点面子。
几天后， 丹尼尔从只有一间卧室的住宅楼里乔迁至带花园的小洋楼。我们哥几个都去助了一臂之力。
新学期又开始了。无可奈何的丹尼尔第三次坐到了《统计学》的课堂里，还是要面对那位怪老头。事不过三啦！我真想帮他一把，但这又不象搬家。惟望他苦战过关，或者那怪老头高抬贵手也得。
更让人为他担忧的是，下个月，他就要当爸爸了。在可以当爷爷的年龄段才当爸爸， 这让他感慨良多。他母亲要从巴黎来帮助照料。平时，他俩口子都讲英语。英语是他俩的第二语言。他母亲只会法语，不会英语。裕美子又不会法语。他们婆媳俩怎么沟通啊！真够他们呛的。这是全球化浪潮带给他小家庭的一个具体问题。但事关照料丹尼尔的“接班人”的大问题。真让哥们为他捏把汗。
后 记
2001年圣诞节前，丹尼尔眉开眼笑地告诉我，他的《统计学》终于过关了。他就开始找工作。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却毫无收获。此时，裕美子在日本大使馆的工作合同也到期了。他们决定去日本折腾，就把辎重暂时寄存起来。他们准备随时返回渥太华。
到日本后， 丹尼尔从东京给我来过一封信，却没有电子邮件地址。我总想着等我的处境好一点再给他回信。但这些年过去了，虽然房子弄了两栋，但我在事业上乏善可陈。我也搬了两次家，已与他失去了联系。但我总在想念他，希望他全家在东京过得好。不知裕美子生了“二胎”没有？
这次的日本大地震，令我增添了对他的牵挂与思念。我们全家都在为他家祈福。但愿他全家早已回到渥太华，不用踯躅东京街头，遭受核辐射。我们只是杞人忧天而已。我盼望与他重逢。我全家也盼望与他家重逢。
说不定哪天，在渥太华街头，丹尼尔会迎面向我走来。我期待这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