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矛盾了很久，最后决定再好好找一找柳叶，如果找不到的话再作打算。我多次去看望柳叶的父母，哀求他们告诉我柳叶在哪里，可他们不吐露半点口风。我又去虎滩小区寻访乔良的寡母，发现老太太已经人去屋空。
那几天我无意中得到了迟丽的消息。翁小玲说迟丽回绵阳后和父母住在一起，已经找了一家电器贸易公司上班，晚上还去夜校学习财务课程。翁小玲不知道迟丽的电话和地址，只有她一个电子邮箱。我给迟丽写了好几封伊妹儿，都如石沉大海。
我去了老虎滩，在我和柳叶曾经拥坐过的地方久久伫立。我终于给郎燕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愿意去德国。迟丽可以离开大连，柳叶可以离开大连，我为什么不可以离开大连呢？真的懦夫，不敢直面惨淡的人生，不敢正视淋漓的鲜血，最好的苟活方式就是离开。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一边在外语学院学习德语，一边办好了赴德留学手续。离开大连的前一天晚上，顾蕾请五洲大饭店的行政总厨在家煎炒烹炸了两桌美食，请了孟庆钧大李子等十多个铁字号的哥们来恶搞，还将凑来的几千美元塞到了我的手里。
我第一个喝醉了，开始朗诵诺查丹马斯的灾难预言：1999年7月之上，恐怖的大王从天而降……我第一个离开酒桌，晃晃悠悠地走向空中花园。我第一个爬到防护网外的平台上，我第一个哭了。
1999年7月的大连，蓝色的绿色的大连，洁净的凉爽的大连，清高的虚荣的大连，不生长爱情却号称浪漫之都的大连，我惹不起你躲得起你，我要像我的女人那样离开你。
2002年2月那个冷湿的冬日，我似乎听见我最后一个梦想气泡般破裂了，炸出一声绝望的脆响。顾蕾看到的印证了孟庆钧听到的，柳叶竟然真的有了孩子，而孩子的父亲除了乔良还会是谁呢？事到如今，恐怕连傻瓜都知道，一切都完了，一切都迟了。
在要不要回国的问题上，我苦思冥想了几天几夜。一方面我想留在德国，除了曼大地球上似乎已没有我的容身之地。另一方面我又想回国找柳叶，即便事情已经无法挽回，我也要 当面向她谢罪，告诉她我依然爱她。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最后终于决定暂时保留曼大学籍，回国见到柳叶后再作下一步打算。
这些事我都瞒着郎燕，我想让她安安心心去葡萄牙，那是一个她梦寐以求的发展机会，我不会再让她为我牺牲什么了。
沃特邀请郎燕去汉堡玩，郎燕叫我一起去，我回绝说：“我不想当电灯泡，更不想当国际电灯泡。”
郎燕最终没去汉堡，我对她去不去也不再关心。见过顾蕾以后，我很少主动和郎燕联系。我觉得如果我不来德国，如果我继续坚守大连，我和柳叶肯定会有一线生机，也许正是我的远走高飞彻底伤了她的心，才决定性地将她推进了别人的怀抱。我知道这样迁怒郎燕太失男人风范，但我绝望之际无法控制自己。
2002年4月下旬，我拿到了回国机票。可是天违人愿，海娜因腿伤复发再次住院，我也不得不又一次推迟了归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