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检查站连我一起有6名女兵。值勤的时候，我们英姿飒爽威风凛凛，丝毫不比男兵逊色；不值勤的时候，我们也像普通女孩子一样，爱聚在一起谈论男兵。
大家谈得最多的是朱炜。
朱炜是侦察大队的副大队长，是总队最帅最酷的男兵，有名的神枪手，总队的散打冠军，侦察和追捕能力一流……听得多了，我对朱炜的故事耳熟能详，但他在我脑子里的形象却总是很模糊，我到边境检查站四个月，却没能见上他一面。所以那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亲眼看到他。
直到12月，有一天中午我不当值，正在宿舍前面的空地上洗衣服，有个姐妹突然碰了碰我说：“你不是说想见朱副大队长吗？他来了。”顺着她的目光，只见五个全副武装的男兵和一个西装革履的商人从宿舍旁走过去。我的目光在那些男兵身上搜索，却并没发现谁显得特别，倒是觉得那个商人气定神闲，气质不凡。
我遗憾地说了自己的看法，两个姐妹笑作一团，原来那个“商人”就是朱炜！因为身份特殊，他很少穿军装，总是根据工作需要打扮成不同类型的人，商人，大学生，知识分子，毒贩，不管他打扮成什么类型的人，都让人难辨真假。
第二次见到朱炜，是在2001年2月。
春节刚过，那天我们正吃午饭，突然接到紧急集合的命令。站长说，据可靠情报，有一个贩毒团伙要在今天偷运毒品入境，除当值的兵力继续在1号道值勤外，其他人员立即赶往2号道和3号道增援打埋伏。
我们的检查站设在直通境外的公路上，我们习惯将这条公路称为1号道，另外，在山上，还有两条羊肠小道，可以翻越边境，我们就称那两条其实上叫不上道的“道”为2号和3号。2号道可以走人也可以走毛驴，3号道要想通过，就只能手脚并用地爬了。
我的任务是到3号道，埋伏在离边境线一个射程的地方。检查站与我同去的有4个人，在我们之前，已经有侦察大队的战友埋伏在那里，我们只是增援。
我趴在灌木丛中一动不动，3个小时过去，才望见边境那边有个人影在晃动，我紧张地等待，以为那人会过来，但他晃来晃去，整整1个小时，就是不过来。
1小时后，他终于跨过了边境线，往我这边走来，走了几步他突然掏出枪，朝我们这边开了一枪，接着是第二枪、第三枪。我立即举枪还击，那人就像兔子一样跑到边境那边去了。
这时我身边有人轻声但不满地叫起来：“谁开的枪？赶快换地方！”我没听，仍在举着枪搜寻目标，一个人影扑过来，将我压到了地上，这时，就听身边子弹嗖嗖飞过。我推开那人，才发现，他是朱炜，他的手臂已经中弹，鲜血直流。
原来对方早就埋伏了人，那人朝我这边开枪只是试探，等我的枪一响，对方埋伏的人就一齐向我开枪了。是朱炜救了我一命。
朱炜拉我挪了地方，这时他的对讲机响了，是2号道那边打来的，说他们听到枪声，要不要增援。朱炜说：“千万别过来，很明显他们开枪的目的就是吸引注意力。”
果然，2号道那边抓住了4名毒贩子和两头驮毒品的毛驴。而我们3号道这边，那些歹徒拼命开枪，但因为他们没有目标，我们除了朱炜受伤外，再无伤亡。
那一次，我以为会受到纪律处分，但站长只是在开会的时候将我狠狠批评了一顿，会后才知道，总队本来是要给我处分的，是朱炜为我辩解，说我开枪还击并没有错，错的是我缺少经验，中了对方的诡计。
我跑到医院去看朱炜，看他手臂上缠着绷带躺在病床上的样子，我忍不住像个小孩子似地哭了。朱炜却笑起来，说：“哭什么？这是好事呀！我早就想休假了。”
我每天都去医院看朱炜，接触得多了，我发现他是一个很幽默的男人，很会讲笑话，往往逗得我和护士们前仰后合。但谈起那些犯罪分子时，他就很严肃，很痛绝。他擅长猜别人的心思，有时几乎不需要我和护士们说话，他就知道我们在想什么。他说，要想当好一个侦察员，首先就要善于了解人。
虽然他这么说，但他看不透我的心思。我爱上了他。
到朱炜出院的那天，我知道，如果再不向他表白，以后就很难有机会，所以我低着头结结巴巴地说：“朱炜，我，我……”这是我第一次叫他的名字，以前我都是叫他“副大队”。朱炜递过来一个袋子，说：“你想帮我提袋子对不对，那，拿着。”
我接过袋子，张了张嘴，才说了个“我”字，朱炜就说：“别说了，我们走吧。”我知道，走出病房，我就不再有机会。我鼓起勇气，说：“我爱你。”声音很轻，但很坚决。说完了，我几乎不敢看他的脸。
朱炜明显地愣了一下，但他立即说：“亚琴，这是不可能的。”说完这一句，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