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书架上摆着一些照片，但那些早年在印尼拍摄的照片却觉得最珍贵，它时常勾起我最早的回忆，因为那里有我很多的快乐、很多的天真、很多的真情……
父亲被“卖猪仔”下南洋
我于1938年出生在印尼，祖籍是在福建省龙岩市。父亲生于龙岩的东肖镇，他从小家境十分贫寒，以打长工卖苦力艰难度日。
父亲于上个世纪20年代被迫出洋谋生，出去时，父亲身无分文，随身仅有几件破衣，便冒险乘开往印尼的船到了苏门达腊做苦工。他和同伙胼手胝足，饱尝了人间艰辛，还清“卖猪仔”债务后，来到棉兰地区。
起初，他也是以出卖苦力为生，夜间栖身于沿街商铺骑楼下。后来，他自己开了一家食杂店。由于他性格耿直，买卖公道，又谈吐风趣富有感染力，在棉兰一带给当地居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所以大家都非常欢迎他，喜欢到他店里买东西。
做冰棒的记忆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父亲举家搬到离棉兰80公里的丁宜市里做冰棒生意。
做冰棒是一件非常辛苦的活儿，工序不仅费事还繁琐。每天早上，鸡叫二遍(大概凌晨3点)父母就起床，骑着三轮车到两三公里外的制冰厂去买回两大块四五斤重的冰块。
冰块拿回家后，父母就把我们兄妹5人从床上叫醒，起来给父母做帮手。我们把冰块打碎，装进桶里，再加入一些水和面粉、糖等原料，用竹棍搅拌均匀。
几分钟后，再把这些冰水倒进300多个四五十公分长的竹筒里，倒冰水是需要技术的，必须保持竹筒的平衡，还要对准竹筒的小开口，然后不停地上下左右摇动。因为在摇动中，冰水才会均匀注入竹筒。数分钟后，冰水凝结成了固体。
等冷却凝固完好后，再一个个解开竹筒上的绳子，把凝固成圆形的大冰棒取出，再用菜刀切成长方形或者圆形的小冰棒，在每一块小冰棒上插上一根小竹棍，还要整齐地摆放到有保温功能的木箱里，这样才完成做冰棒的所有程序。
后来，做冰棒的要求越来越高、花样也越来越多。我们也起得越来越早了，因为此时冰棒要做成球状、动物状等形状，还要加入各种色调，这就增加我们做冰棒的难度。这时我们就不是简单地把冰水倒进竹筒里了。父亲从市场上买回各种橡胶模具，这些模具开口比竹筒更小，质地更柔软，这就增加我们倒冰水的难度，我们就不能用水桶直接倒了，要用小勺子慢慢舀才行，我们小孩子甚至要两个人配合才能完成。我们要不停地往模具眼中加冰水和色调原料，冰水凝结好了，解开绳子和橡胶模具后，还要用小刀刮去表层的粗糙颗粒，待天明时分，方可上市。
我在家里比较少参与做冰棒，因为父母要我努力学习，怕我去做冰棒会分心，影响学习。而几个弟弟妹妹都是一边上学，一边帮父母做冰棒。由于在家里享受这样的“优待”，我心里挺难受的，所以周末时，我经常将冰棒装在三轮车上，走街串巷大声吆喝去卖冰棒。每次我一喊“卖冰棒了、卖冰棒了”，小孩子、大姑娘、老太太就会集聚到我三轮车旁来买冰棒。
因父亲生病而辍学
1951年，我小学毕业后，我与两三个同学一起到棉兰市华侨中学(后来叫华棉中学)去读书。家离学校有80多公里，我们每个周末都坐火车或汽车回家，每趟回家看到父母和妹妹都在忙碌着做冰棒的活计，而身为兄长的我却“闲着”，还花着他们辛苦赚来的钱，心里极不是滋味。
每次回家，母亲或者妹妹都会搬出一盆冰棒叫我吃，但我清楚，这每一块冰棒都是他们的心血的结晶，所以我从来舍不得吃家人做的冰棒，即使和同学在外面逛街时，偶尔买一两次冰棒我也会想到家人的辛苦。
1954年，常年劳累的父亲突然得了肺结核，再也无法做生意了。身为“老大”的我清楚地知道，家里的“顶梁柱”倒了，要维持一家人的吃饭问题都极其困难了，哪有条件让我再继续上学呢。于是，父亲发病那一天起，我就自己拿主意辍了学。父亲虽然反对我放弃学业，可身染重病的他看着一群比我小的弟弟妹妹，也想不出其他更好的办法来。但是我知道，父母为我失学的事愧疚了许久。
第一次体验当老师
辍学后，我回到丁宜市，先在我家附近一所小学里打杂，后来成了那所小学的代课教师。
我任教的那所小学，是于1949年由爱国华侨所创办的，校长是进步人士，我受他的影响很深。在小学干了几个月的杂活后，校长看我挺有上进心，又上过中学，加上那时刚刚缺一名老师，于是校长就叫我试试。
校长带着一大摞书本把我带到了另一间宿舍，这是教学楼靠东面的一间一直空闲的活动室，原来都是体育器材，现在刚刚腾出来给我当办公室兼宿舍。只见房间早早的打扫干净了，放置一张单人木床、一套座椅，墙上贴了一张年画，看起来很温馨。
虽然说小学教材内容简单，但是自己毕竟不是正规老师，一天书也没教过，我真怕误人子弟啊！一想到肩上的使命，我不由得坐直了腰，认真备课了起来。第二天，我先给一年级上语文课。这是一个有20多人的班级，所有学生坐成三排。那节课我讲得很细很慢，生怕会出什么差错，一直到下课铃响起，我才松了一口气。
第二节课是四年级的数学，我一走进教室，十几个同学站立起来，大声说道：“老师好！”这真吓了我一跳，因为在以前这句话是我说的，没有想到今天却有学生这样称呼我。
几天后，校长找我，告诉我大家都很喜欢我，希望我能长期留下来。就这样，我在在那所小学我一干就是6年。
参加“乡村乐队”
那时，我白天在小学里上课，晚上还兼职在夜校里当义务老师。期间我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如福建龙岩同乡会的活动。
丁宜市有个“乡村乐队”，在当地很有影响力，它凝聚了很多的华人。“乡村乐队”中有在职教师、工人和农民、企业主等，我也是乐队的成员之一。
乐队经常在华人居住区演出，演出时还可以为华人社会募集善款，当然所募捐的款项全部用于当地华人教育和慈善事业。
随着乐队人员逐渐增多，乐队的乐器也逐渐增多，不仅有手风琴、吉他、二胡、笛子，还有了扬琴、三弦、唢呐、锣鼓等乐器。那时，这些乐器都是我们队员们各自买的。随着乐队规模扩大，乐器逐渐齐全，我们乐队的名气在丁宜市城乡越来越大，当地华人婚丧喜庆活动和企业主的开业庆典等活动都来请我们演出，尽管每场演出所得报酬都不高，但大家觉得很高兴。
1960年，印尼出现了严重的排华事件，我家人的正常生活顿时变得很糟糕，心情也非常压抑。于是，家里人产生了离开印尼的想法，我也想回到中国，在那儿重新读书，然后再参加工作，之后，再把父母及兄妹一起接到中国。
于是在当年的6月，我只身踏上回国的邮轮。在海上颠簸了几天后，来到了广州，在广州华侨补习学校呆了一段时间后，1962年考上华侨大学化学系，1967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三明化工厂，在那一直工作到退休。
现在我觉得我一生中有很多珍贵的东西，而在印尼的生活是我不能忘却的记忆，如今我隔三岔五总会把相册翻出来看一看，品味着那时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