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9-21日，由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主办，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加拿大怀亚迅大学加拿大-中国商务与发展中心、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亚太华商研究中心协办，河北新区管委会承办的第七届“国际华商清华论坛”在河北北戴河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30余位专家学者、海外华商、海内外媒体记者参加了本次论坛，共同探讨海外华商的历史、现状和发展。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张春旺发表致辞并主持论坛。
张春旺在致辞中说，海外华商不仅对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参与者、见证者、贡献者，他们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住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海外华商在中国与住在国之间搭建起了经贸文化的桥梁，不仅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而且创造了精神财富，尤其是他们优秀的经营管理思想、敢为人先、勇于拼搏、艰苦奋斗、勤勉敬业、热心公益、心系天下的精神都值得我们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研究。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对华商的研究面临众多课题。他表示，多年来，“国际华商清华论坛”得到了海内外专家学者的热情参与和大力支持，协办单位也扩展到海内外的知名高校及研究机构，这充分体现了论坛搭建平台、凝聚智慧、加强交流的重要作用。本次论坛得到了北戴河侨梦苑的大力支持，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本次论坛共分四个主题，与会专家学者分别就华商企业家、华商企业经营、欧洲华侨华人、华商历史与文化主题进行了研讨。在“华商企业家”专场中，南洋理工大学陈嘉庚讲席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刘宏就“跨国华人新移民企业家及其身份认同的双重嵌入——新加坡的经验与启示”展开研究。他提出了新加坡华人新移民企业家在祖籍国与移居国的“双重嵌入性”观点，指出移民企业家的本土化与跨国性并非“零和游戏”，而是企业家在移居国与祖籍国努力积累经济和社会资本的生存和发展战略，二者相互促进、彼此推动。这种“双重嵌入”有助于“一带一路”的建设和发展。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主任龙登高分享了“海外华商企业家精神——基于老一辈华商的分析”。他基于对几十位老一辈华商的深度访谈和调研，总结出老一辈企业家之所以能在异国他乡白手起家建立起商业帝国，是因为其具有的独特企业家精神，如创新精神、善于创造不均衡，善于发现、开拓、引领市场，敢于试错、改变旧有规则，具有前瞻性、具有决断力，是出色的合作者，超强的感悟力和学习能力，永远不懈地追求等。这不仅是他们能够取得巨大成就的宝贵经验，也是人类社会的一笔智慧财富，不仅具有极高的商业价值，而且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清华大学博士后龚宁研究了“菲律宾华侨取得商业成功的原因”。她借助博弈模型和制度经济分析等经济学方法，从华侨内部交易机制——“头家制度”出发得出结论，认为华商之间良好稳定的商业关系，形成了一个从港口向菲律宾内陆辐射的商业销售网络，而其与头家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华商在菲律宾取得商业成功的原因。
在“华商企业经营”专场中，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教授方涛分享了“中国海归及高科技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以广州为例”。他根据对2008-2010年中国高科技企业数据进行的统计学分析，认为海归在西方接受过训练，了解西方和中国的产品市场、人力资本市场、金融市场、语言、商业文化、税收贸易法律等情况，这种独特的优势，使得他们拥有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走向国际的能力。温州大学商学院院长张一力教授分享了“从‘走出去’到‘走进去’:对海外移民创业网络嵌入路径的重新审视”。他借鉴社会网络理论的分析框架，采用案例研究方法进行研究，认为海外移民创业网络与东道国集群网络的协同共生是“走出去”战略中赢得主动的重要举措。他深入挖掘了海外移民创业网络嵌入现象背后的线索链，对网络间的协同及融合程度进行了评价，研究了移民创业网络和东道国产业集群网络在演化进程中呈现的嵌入特征，揭示了“走进去”过程中移民创业网络与东道国集群网络在演化过程中的协同与错位现象，为在“走下去”的进程中获得执行力提供有力保障。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副主任、美国中小企业署前高级经济学家刘鹰教授研究了“阿里巴巴的持续创新”。她首先介绍了阿里巴巴集团主要业务框架，并通过对阿里巴巴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数据——2015年“双11”的交易额和商品交易额突破3万亿的分析，总结出阿里巴巴的经营创新，即全方位协同、通过大数据协调社会化物流服务、以消费者为中心进行网状协同等，实现了“双11”无一故障，无一漏单的创举。北京博润银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志伟博士研究了“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他认为在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这一问题给实体经济带来了困扰。但这一问题的解决如果是以大范围的过度融资作为代价的话，则可能需要花费更大的代价去解决过度融资的问题。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目标不应是简单的降低融资成本、满足融资需求，而应是为有效需求提供充分、便捷的融资服务。
在“欧洲华侨华人”专场中，比利时鲁汶大学彭静莲教授研究了“中国移民进入欧盟的新趋势、机遇和威胁”。她指出，1980-2007年的欧洲中国移民从60万猛增到210万，增长了3.5倍。这是仅次于非洲的第二大增长速度。尤其是新移民有170万，占欧洲总华裔人口的79%。然而，欧盟各国政府都没有充分意识到中国移民的发展潜力。意大利中国总商会秘书长、欧洲华商理事会理事戴小璋先生分享了“欧洲华商在民间公共外交中的案例与分析”。他分享了三个亲身经历的故事，如推动“中国（宁波）意大利产业园落户浙江余姚”、意大利侨领陈朝霞利用私人关系推动中国政府与意大利参议院对接，以及通过在意华商斡旋，阻止意大利一些地方政府高规格接待达赖事件等。他认为，通过海外华侨华人华商在住在国建立起来的各种私人关系，可以把国与国之间的严肃问题转化为私人的、相对软性的、有一定温情的话题进行妥善解决。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祎博士研究了“新变化、新挑战——俄罗斯新移民政策背景下的旅俄中国公民”。她利用俄罗斯官方统计数据，以入境俄罗斯的中国公民为主要研究对象，梳理了2014-2015年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及2015年俄罗斯移民政策的新变化，分析了在此背景下旅俄中国公民的概况，总结了旅俄中国公民在俄的特点，并通过对政策和数据的分析，总结出，近年来俄罗斯移民政策呈现出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和从注重国土安全到注重经济发展转变，旅俄中国公民人数虽然不断增长，但中国公民始终没有将俄罗斯作为长期移民的目的国，华商及中资企业要想在俄罗斯经济恢复和发展中获益，必须时刻注重研究各项政策变化，借助专业咨询团队深入了解当地市场，具有前瞻性地创造市场、引领市场，抢占新领域的高地。
在“华商历史与文化”专场中，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黎志刚教授分享了“海洋、网络和中国商业的转型：民初百货业商人、新光和万达集团的比较”。他通过将1900-1949年间“四大公司”与当代中国的万达集团、台湾的新光百货进行比较研究，分析这些百货企业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脱颖而出的原因是，他们以普通市民为消费客群，以优质商品为卖点，不时进行各种策略促销；这些企业注重通过多元化经营提升来客人数，增加获益。同时，这些企业家经营事业之余，也不忘回馈社会，筹办各项社会公益事业。他认为海洋视野和其身处环境等历史和地理因素是孕育这些杰出企业家的根源。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副主任、副教授张亚光分析了“近代中国政商关系——社会地位与政治参与的演变”。他通过对史料的分析研究，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本抑末”或“重农抑商”是思想意识形态的主流，无论商业如何发展，商人的社会地位始终受到压制。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在剧烈动荡的同时，也逐渐接受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思想观念，社会层级秩序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商人为救国图存承担起自己的时代使命，政府也开始出现政策转向，鼓励和扶持工商业的发展。商人的社会地位开始提高，并逐渐改变“在商言商，不问政事”的观念，转而更多地参与到社会活动和政治生活中，对社会稳定和进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纽约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华夏文化与企业管理研究所执行所长董华春博士研究了“华夏文化智慧与经济全球化”。她认为，21世纪，世界缓和与动荡并存，每一位华商所经营的企业和身处的产业都和其他企业、产业、国家或经济体之间时刻发生着紧密的互动。她结合中华文化经典实例，说明了华夏文化为华商提供了更多智慧去面对和处理宏观经济趋势下的微观企业经营管理问题。她认为，华夏文化注重世事变迁，强调与时俱进、随机创新的重要性，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所需的决策智慧不谋而合。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邢菁华博士对“中国新移民在菲律宾的融合”问题进行了研究。她利用社会学调查问卷与统计学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新移民在菲律宾的社会文化融入问题，分析了中国新移民的融入背景及在这一进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认为菲律宾应给予新移民在教育文化等领域更多关注，给予新移民同等机会，以便其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为当地社会做出更多贡献。
与会者还就“全球华商研究联盟”框架问题、华商如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多积极作用等问题进行了热烈探讨。会后，张春旺还就华侨华人研究事宜与专家学者进行了探讨与交流。
